人口小縣機構改革進行中，如何在加強公共服務和減輕財政負擔之間尋找平衡？

近期，福建、四川等省份相繼提出推進人口小縣機構改革。研究區域經濟的專家表示，本輪人口小縣機構改革的主要特點是通過“大部制”改革來降低行政成本和財政負擔，緩解財政壓力。

但他們同時指出，改革需要因地制宜，考慮地域與人口之間的關系，在加強公共服務和減少財政負擔之間尋找平衡點。另外，從長遠看，改善地方財力，還是要從調整稅收機制入手。

6月7日，四川省甘孜州鄉城縣政府網站發文稱，要不斷提升人口小縣機構改革工作實效，嚴格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要堅決發揚徹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持續盯住“七個有之”問題高度警惕、嚴肅查處。

5月27日，福建省深入學習“千萬工程”經驗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現場會在漳州市東山縣舉行。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周祖翼提出，要落實人口小縣機構改革任務，進一步健全完善基層機構職能體系，進一步增強基層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功能，持續推進“多網合一”。

人口小縣普遍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財政供養壓力大、行政成本高。以四川省鄉城縣為例，該縣位于甘孜州西南部，是一個以藏族為主，彝族、羌族、苗族、回族等16個民族聚居的縣。2022年末常住人口30400人，當年一般公共服務支出19645萬元。這就意味著，為保障當地機關事業單位正常運轉，鄉城縣人均公共服務支出要達到6462元。2022年，上海市人均一般公共服務支出僅為1828元，相比之下可以說明鄉城縣政府機構設置十分臃腫。

本輪人口小縣機構改革始于山西，2020年以來，山西先后分兩批推進6個人口小縣的改革試點，包括忻州市河曲縣、臨汾市浮山縣、太原市婁煩縣、呂梁市石樓縣、晉中市榆社縣、長治市黎城縣。近兩年來，青海、湖南、安徽、甘肅、江西、陜西等地也相繼釋放開展人口小縣機構改革的信號。

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尹稚告訴界面新聞，我國縣城人口規模差別巨大，根據2021年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我國人口最多的縣是廣東省普寧市，常住人口248萬人，人口最少的縣是西藏自治區札達縣，常住人口僅8454人。

“所以用‘一刀切’的方式來設置現成的部委辦局其實是不合適的，這次啟動的人口規模偏小的這一類的縣城的機構改革，其實是走一個所謂的‘大部制’的道路，壓縮這類縣城的公務員規模�？刂埔粋�比較正常的公務員跟縣域人口之間的比例關系，基本的出發點是對的�！币�稚說。

據山西省忻州市政府2022年發布的信息，作為第一批試點的河曲縣人口小縣機構改革各項任務基本完成，取得了階段性成效。消息稱，河曲縣大刀闊斧改革，將36個黨政機構精簡為22個，135名領導職數精簡為114名；將186個涉改事業單位整合為40個，1964名事業編制核減為659名，“大部制”目標基本實現。

但另一方面，縣城是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支撐，是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重要載體。202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提出堅持以人為核心推進新型城鎮化，因地制宜補齊縣城短板弱項，促進縣城產業配套設施提質增效、市政公用設施提檔升級、公共服務設施提標擴面、環境基礎設施提級擴能，增強縣城綜合承載能力，提升縣城發展質量，更好滿足農民到縣城就業安家需求和縣城居民生產生活需要。

中國國土經濟學會理事長肖金成強調，人口小縣機構改革不能一概而論，要因地制宜。他指出，政府除了管理職能外，還需要提供公共服務。如果空間范圍過大，民眾會感到不便，但如果設置的機構過多，又會加重財政負擔。因此，需要在加強公共服務和減少財政負擔之間尋找平衡。

“人口較少的縣，財政收入相對較少，改革可以節約資源，但相應的公共服務和管理可能滿足不了需求。例如，甘孜州的人口數量僅有100多萬人，僅相當于一個縣的規模，但土地面積相當于山東省，縣域和縣城人口更少，在這種情況下，合并機構、減少行政人員，是一個合理的選擇，但管理和公共服務水平不能降低�！毙そ鸪蓪�界面新聞說。

尹稚指出，過去兩年，我國地方政府財政狀況面臨普遍性挑戰。一個主要原因是，目前我國財稅體制以央地分稅為主，中央政府掌握主要稅收來源，地方政府則依賴土地出讓收入作為重要的財政補充。近兩年，由于房地產市場持續調整，土地出讓收入減少，導致地方政府普遍面臨財稅來源短缺的問題。

他表示，地方政府承擔的公共服務職能日益加重，但相應的財政權利并未得到充分保障。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從根本上對國家稅收體制進行改革，調整央地分稅機制，以實現事權與財權的平衡。

“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在呼吁對稅收機制進行調整和改革。期待即將召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能夠就財稅體制改革問題取得實質性進展�！币�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