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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眾認知中，“縣弱鎮強”，一直是廣東顯著的標簽之一。
去年，位于鎮域經濟塔尖的“千億鎮”數量從2個增加至4個，一鎮正展現出超過一市的潛力，而其中，廣東就占據2席——佛山的獅山鎮和北滘鎮，獅山鎮更以1313.49億元的經濟規模登頂，成為全國鎮域經濟版圖上最耀眼的明珠，也令廣東坐實“強鎮大省”的寶座。
然而，不久前由賽迪顧問和賽迪四川聯合發布的“2023鎮域經濟500強”，展現出廣東鎮域經濟的另一面：其根據2021年數據評選的2023年500強鎮中，廣東共有81席，不敵江蘇137席、浙江86席；而范圍進一步收窄至“百強鎮”，廣東的33席也低于江蘇的37席。
為何廣東鎮域經濟大樹參天，灌木不足？一種解釋如廣東省政府原參事、省委黨校教授陳鴻宇所言，廣東鎮域經濟分布極不均衡，全國百強鎮全部在珠三角，粵東西北地區鎮域經濟較弱。但是，即便在珠三角地區，百強鎮也集中在東莞、佛山兩市，其余僅珠海3鎮，廣州、中山各1鎮入圍。
今年以來，廣東推出“百縣千鎮萬村高質量發展工程”，佛山、東莞兩市陸續拿出“千億鎮”的建設計劃，有意讓廣東縣域經濟的“長板”加長。但問題的關鍵，似乎更在于其后尚未進入百強的大量位于“腰部”的建制鎮。
頭部“蓄勢”
佛山、東莞兩市，既是廣東鎮域經濟的“長板”，也是廣東“強鎮”發展的“活歷史”。
縱觀廣東33座全國百強鎮的格局，共有29座來自這兩座城市，其中東莞16座、佛山13座。而在全國城市中，兩座城市的百強鎮數目也僅次于蘇州20座，分列2、3位。考慮到兩市市域面積與蘇州相差懸殊，百強鎮密度明顯更勝一籌。
更多來自佛、莞的鎮域經濟占據了經濟體量的龍頭位置。據賽迪顧問統計，在2021年GDP超過500億的鎮中，有7座來自廣東，而江蘇則為5座。其中，除獅山和北滘兩鎮外，東莞的長安鎮、虎門鎮分別突破800億元、700億元，均是“千億鎮”的有力“候補”。
2023百強鎮按“2021年經濟體量（GDP）”省（區）分布情況 圖片來源：賽迪顧問賽迪四川
外界看來，千億鎮往往是一個縣、區乃至一市的經濟重心所在。“千億鎮”的誕生和成長，既意味著一個城市增長極的形成，其所具備的“棘輪效應”，還將加快經濟的增長速度。
從各種意義上說，擴充千億鎮“軍團”，都是廣東的關鍵，也成為眼下佛山、東莞兩市經濟發展的“重頭戲”。就在今年，佛山提出將支持桂城、祖廟、大良、荷城沖刺千億鎮，東莞則力爭2025年形成2個“千億鎮”、2027年增加至4個。
佛、莞兩市準“千億鎮”的發展動能從何而來？
回顧歷史，同樣脫胎于“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時代，造就了兩座城市以鎮為基本單位的產業構架。此前，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在分析東莞時就曾指出，東莞的鎮域經濟并非城市化高度發展的結果，而是在當地特殊行政管理體制下，市場和本地人自發形成的一種經濟形態。
自下而上的推動下，鎮發揮出了作為城市最小經濟單元的最大自主性和能動性。不同產業在不同的鎮中自成一派、自我生長，逐漸發展成為每個鎮賴以脫穎而出的基礎。到現在，“一鎮一品”仍是佛、莞鎮域經濟的基本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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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率先突破千億的獅山鎮，在緊鄰廣州的區位優勢下發展形成汽車產業供應鏈，一汽-大眾生產基地一家2020年就為當地納稅超40億元；北滘鎮則坐擁美的、碧桂園兩家世界500強企業，建成全國規模最大的空調、電飯煲、微波爐、電風扇、飲水機等生產基地，2021年家電業產值約3000億元。
東莞更是“專業鎮經濟”的代名詞。長安長于電子信息和機械五金模具制造，誕生了OPPO和VIVO兩家知名品牌；虎門則以服裝服飾業為特色，擁有各類服裝服飾生產企業3100多家，注冊品牌5萬余個，年銷售額超過830億元。
腰部“斷檔”
佛、莞“雙雄爭霸”，無疑是廣東“強鎮”最堅實的基礎。但除此之外，珠三角9市中似乎尚未形成成熟的“第三極”，以支撐廣東鎮域經濟更強的發展后勁。
從百強鎮數量上看，珠海共有3鎮入圍，在廣東居于第三，而放在全國來看，該數量則處于江蘇的無錫、常州、南通和浙江的溫州之后。接下來，廣東就僅剩廣州、中山各有1鎮入圍。
若對比全省的鎮域經濟基礎，這個數字更難言出彩。數字顯示，截至2020年，廣東共有建制鎮1116個，而江蘇、浙江則僅有712個、618個，更大數量的鎮并沒能孕育出更多的百強鎮、五百強鎮。具體到城市，深圳已無鎮，但廣州建制鎮數量仍保持在34個，惠州更是高達48個，在培育強鎮上還有更大的潛力。
2023百強鎮圖片來源：賽迪顧問，賽迪四川
為何同樣是廣東的經濟強市，廣州、惠州卻沒能成為鎮域經濟的“頂梁柱”？不妨先看廣州。
事實上，廣州歷史上并不乏強鎮基因，增城牛仔、獅嶺皮具均是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鎮域特色產業。但隨著城市發展，行政區劃出現改鎮設街、街道析出的變化，越秀、海珠、荔灣、天河四大中心城區已沒有鎮一級建制。
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總工程師馬向明曾分析指出，隨著中心城區向外擴展，不少鎮都出現外來戶籍人口和當地戶籍人口嚴重倒掛現象。析出街道后，由區一級進行更大范圍的統籌，而街道則加強公共管理和服務功能，才能解決當地發展的問題。
廣州傳統產業所面臨的轉型“陣痛”，也突出反映在作為產業載體的鎮域當中。
位于增城的新塘鎮就是一例。增城曾是廣東面積最大的中心鎮，與天河、海珠、荔灣、越秀4個區的面積總和相差無幾，巨大的發展空間中，別具特色的牛仔產業孕育而生。“世界牛仔看中國，中國牛仔看新塘”的美譽下，新塘在鼎盛時期日均向全球銷售牛仔服裝達250萬件。
2012年，新塘“一分為三”，分離出新塘鎮、仙村鎮、永寧街道三個行政區，發展“陣地”大大收縮；牛仔產業更是因粗放型、高污染的生產模式而屢屢亮起紅燈，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連續下降，直到2021年才扭轉局面。
幾年前，廣州農業農村局的傅躍華和莫應安在一篇論文中指出，“一鎮一業”曾是廣州鎮域經濟發展的生動寫照，然而，經過30多年的發展，產業集聚程度低、自主品牌缺乏、區域產業雷同、產業園區違法建設、產業低端、環境污染、安全隱患等問題與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之間的矛盾愈加突出，已成為制約鎮域經濟發展的難題。
如何破題
眼下，廣東有意推動鎮域經濟加速發展。
根據“百縣千鎮萬村高質量發展工程”的具體規劃，“打造一批經濟強鎮”被明確納入2027年發展目標當中。其中，既包含“突出發展一批區位優勢較好、經濟實力較強、未來潛力較大的中心鎮”，又不忘“基本補齊突出短板弱項、進一步縮小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
一般認為，鎮一級有著“連城帶村”的地位，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一環。廣東意識到，實現高質量發展的薄弱環節在鎮。在超過一千座建制鎮的可觀規模下，鎮域經濟的發展情況將決定廣東全省經濟發展的大盤企穩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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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域經濟的優勢在于足夠靈活，特定產業能借力市場之手迅速發展壯大，這一點在莞、佛兩市已得到驗證。此前，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研究員丁力在分析佛山、東莞的發展模式時也指出，兩市實際經濟發展的重心仍在鎮里面，相比街道這一行政單位，鎮有著更強的自主性，尤其是在財權和稅權方面。
但也有觀點認為，適用于傳統產業的鎮域經濟發展模式，可能無法全盤照搬到新興產業的發展上。對于先發者東莞、佛山來說，隨著鎮區資源越來越少，特別是土地資源的制約，城市可持續發展壓力漸增；而各鎮為組團的分散布局、各自為政，也讓一些鎮域產業面臨低水平同質化發展的問題。
作為廣東第一鎮，今年4月，獅山派調研團赴江蘇省玉山鎮取經產業發展之道，當地媒體直言，結構性矛盾和內生困境已經成為獅山持續跑贏“后千億時代”的必破之題。其中，產業發展上最突出的短板就是體量大而不強、產業結構不平衡、科技成果轉化不足等。
比起“螺螄殼里做道場”的艱難，越來越多人提出，鎮域經濟到了打破空間限制、結束單打獨斗的時刻。
比如陳鴻宇曾分析東莞指出，市場、交通、信息是區域經濟的三重網絡，目前東莞無法每個鎮都單獨形成一套網絡體系，因此要以網絡化思維重構“鎮域經濟”，該統的統，該分的分，以經濟而不是簡單的行政思維統籌片區發展，同時也保持一部分中心鎮、專業鎮、特色鎮的發展格局。
東莞已邁出統籌發展的步伐。根據今年初公示的《東莞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0-2035年）》（草案），東莞將形成“一主兩副六片區”的城鎮體系，現有建制鎮被劃進六個片區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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