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
這是中國經濟2023年上半程跑出的速度。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凌暉表示，5.5%的GDP增速明顯快于上年全年3%的經濟增速，也快于疫情三年年均4.5%的增速，“是含金量比較高的速度”。
不過，在去年同期低基數作用下，二季度增速并未如此前大部分機構預測的那樣沖過7%，最終增長6.3%，低于市場預期。
經濟學家、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認為，若下半年經濟只是延續目前的態勢，恐難完成全年5%的增長目標。為此，穩增長、穩就業、控風險的力度必須進一步強化。
“這一輪復蘇是復雜的，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結構性因素，更有體制性的一些因素。”他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專訪時，多次強調本輪復蘇與以往的不同。
他希望提醒大眾的是，經濟復蘇，并不是靠哪一項政策通過一兩個月就能解決的，也不要指望靠某一項政策就能帶來“V型”反彈。接下來，要讓更多市場主體有明顯“體感”，就必須加大力度進行實質性的預期調整。
若要完成全年目標
下半年增速須達4.6%~4.7%
NBD：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長5.5%，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長4.5%，二季度增長6.3%。這一表現是否符合您的預期？
劉元春：5.5%低于整個市場的預期，在我們團隊的預測里，屬于一個中性偏下的情形。但如果從整個世界和發展階段的角度來看，它也很正常。
今年好幾個機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預期都壓低了一個百分點。從上半年的情況看，大國中除了印度，其他國家的增速都低于我們。整個東亞地區在全球貿易下滑的壓力下已經出現一些崩潰性變化，我們能夠保持5.5%的增速已經很不錯了。
我們一定要看到，雖然不及預期，但一定要在一個全球復雜環境中重新認識。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客觀認識到，二季度6.3%的增速并不能反映目前經濟總體的發展態勢。這一點通過兩個加工數據能夠更好地體現。
一個是兩年平均增速，一季度兩年平均增速是4.6%，而二季度兩年平均增速僅有3.3%，較一季度下滑了1.3個百分點，說明中國經濟修復有所回緩，復蘇的動能有所減弱；二是從環比增速也可以看到，一季度環比增速是2.2%，而二季度環比增速僅為0.8%，從這里面的確看到復蘇有所回緩，經濟復蘇的壓力有所加強。
當然，其他一些參數也能夠印證。比如6月份的消費增速回落至3.1%，比上個月下降9.6個百分點；1~6月投資增速進一步回落，僅3.8%，其中民間投資下降0.2%。
圖片來源：國家統計局
所以，我們要看到，目前經濟下行壓力有所抬頭，內需不足的問題有所顯化。
NBD：上半年表現對全年增長目標有何影響？
劉元春：如果要完成全年5%的增長目標，意味著今年下半年經濟增速必須達到4.6%~4.7%。由于去年的基數效應已經減弱，三季度經濟即使出現快速企穩，其兩年同比增速回歸到4%，三季度的同比增速大約在4%~4.2%的一個水平。
這樣一個水平難以完成5%的增長目標，這就意味著下半年在經濟復蘇動能乏力、內需不足問題顯化的狀態下，穩增長、穩就業、控風險的力度必須全面強化。
當然，由于目前我們在穩增長、穩就業、控風險上采取的一攬子政策已經開始陸續推出，政策空間也相對較大，那么三季度經濟增速達4.2%~4.3%、四季度增速達5%左右是可以預期的，全年經濟增速達5%的目標也就能夠完成。
其前提是我們下半年穩增長、穩就業、控風險的一攬子方案能夠持續推出，有效地遏制目前所面臨的一些壓力。
和以往不一樣
這一輪復蘇很復雜
NBD：此前部分機構預測二季度GDP增速在7%左右，而在一季度數據公布時，也有不少學者認為經濟復蘇不及預期。在您看來，“不及預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劉元春：大量市場主體對這一輪復蘇的認識還是不深刻。這一輪復蘇跟我們以往的復蘇是不一樣的，不是說政府簡單的某一項政策就能夠產生一個“V型”反彈。
首先，這一輪復蘇是大疫之后的復蘇。三年疫情對社會心理、資產負債表的沖擊是非常厲害的。大疫之后的復蘇，一定會在一些反復中進行修復，很多人之前沒有認識到，認為疫情一放開，經濟就應該好轉，大家就能夠報復性消費、報復性買房子，實際上這里面很復雜。
其次，這一輪復蘇是在房地產深度調整過程中的復蘇。而這一輪房地產調整又跟以往的調整不一樣，它是房地產基礎參數大拐點之累積疊加中的一次調整，也是房地產開發商經營模式大轉換中的一次調整，同時是疊加了周期性、政策性因素的一次調整。這就決定了這次房地產調整的路徑更復雜、深度更深、時間更長，對經濟的左右力度也會更大。
圖片來源：國家統計局
最后，最重要的一點，這一輪復蘇是在全球經濟和格局發生巨大變異的時點所產生的。大家可以看到，現在全球面臨更低的增速、更高的利率、更高的通脹以及更高的地緣政治風險，對一個國家的經濟復蘇必然會產生很多元的挑戰。
所以，這一輪復蘇實際上很復雜，不能線性化、簡單化，這就導致很多時候一些預期會產生偏差。
當然，市場預期也很復雜，很大程度上會“隨風倒”，所以，我們的政策要起到引領預期的作用，而不是簡單地把大家的預期值弄得很低經濟就好了。
短期消費需要政策托舉
但不能簡單化
NBD：上半年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7.2%，但同時居民的消費意愿、消費預期仍然偏弱。在這樣的情況下，怎么提振消費？
劉元春：我們目前的失業率還是偏高，如果家庭面臨一些失業問題，那么，即使有錢，也可能進行審慎儲蓄，而不會加速消費。因此，中國進行大規模提振消費的核心，在于資產負債表的修復，在于居民永久性收入的提升，包括當前收入和預期的未來收入，而不是像歐美給每個家庭發錢。
2023年上半年全國及分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增速 圖片來源：國家統計局
目前，我們看到，一些人對未來的預期并不樂觀，尤其是資產負債表受到了很多沖擊，第一個是房地產，第二個是理財產品，第三個是股票市場，第四個是債券市場，資產價格和收益都面臨縮水。在這種情況下，要想穩定居民消費，就不僅僅是簡單地發放消費券和進行消費補貼，而要在未來居民資產的安全性、收益性和收入的可得性上進行一些調整，這是很重要的。
這就決定了我們目前的“擴消費”或者說“消費修復”，首先需要進行短期的一次性消費托舉，這個事要做，但不能簡單化。因為任何一個短期大劑量刺激都會產生后遺癥。
2023年上半年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及構成 圖片來源：國家統計局
大家可以看到，美國進行消費刺激后，它的財政赤字貨幣化、為每戶居民提供各種收入計劃，已經產生了很嚴重的后遺癥，如通貨膨脹、金融動蕩、勞動力市場變異等等。所以，我們一方面要看到美國擴消費的收益，也要看到它擴消費的成本。這就要求我們根據中國的情況采取恰當的手段。
對于中國來講，我們既要看到消費的復雜性，也要看到消費政策的實施缺乏一些抓手，同時，通過保主體、保就業從而來保消費的邏輯很明顯。因此，我們不僅要采取一定的逆周期政策，使消費修復和消費擴張達到一個新高度，同時還要專注于一些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和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要在消費上給大家建立很好的安全網，從而使審慎性的儲蓄有所下降，進一步推進中長期消費的升級和消費的提速。
北京市前門外商業街——大柵欄 圖片來源：每日經濟新聞（資料圖）
財政政策將回歸“積極”定位
一些動作已經很大
NBD：從上半年表現看，一些市場主體呈現預期不穩、信心不足的狀態，主要問題出在哪兒？
劉元春：我覺得，主要宏觀政策的定位還是出現了一些偏差。比如我們的財政政策，按照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要求，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受房地產市場和稅收影響，它沒錢，整個地方政府的支出實際上是負增長的，當然就會產生一些政策落實不到位的問題。
又比如，我們發了這么多鈔票和信貸，但是大量的信貸都集中在國有企業、頭部企業、投融資平臺，在它們和金融部門之間打轉，很少落到民營經濟頭上，也就是說，結構性的貨幣政策并不是很精準，不僅沒有起到助推經濟復蘇的作用，反而產生了新的扭曲。
所以，這里面不僅僅是一個預期的問題，同時還有宏觀定位以及微觀落地的這些問題。
NBD：下半年可能會拿出哪些新的政策工具？
劉元春：目前可能很多人都在等政策，都希望政府能夠明確一攬子刺激計劃。但從中央政治局幾次會議、國務院常務會議以及各大部門的一些行動來看，實際上已經在行動。
首先，李強總理已經表態，要圍繞穩增長、穩就業、防風險等，及時出臺、抓緊實施一批針對性、組合性、協同性強的政策措施。第二，從中央到各部委已經召開了好幾次座談會來穩定各類企業家的信心，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在為下一步政策推出做鋪墊。第三，在支持中小微企業上，新一輪的減稅降費方案已經出臺。
更重要的是，穩定房地產市場的一些舉措開始陸續推出，雖然宣傳力度不大，但實際上它在擴消費、保證資金的流動性上已經有了很大的寬松。同時，LPR已經下降了10個基點，這是貨幣政策再定位的一個象征。
圖片來源：國家統計局
我們現在應該要直面問題，告訴市場主體，我們準備如何解決問題。因為去年疫情防控政策優化后，大家的預期很高，很多人在一些市場人士的鼓動下，期盼一種強勁的刺激政策，導致大眾對宏觀調控的性質、定位和工具使用方式產生了一些過高的期望。
實際上，我們看到，目前的一些動作已經很大，并且會產生一些很強的效果。比如說，關于地方投融資平臺的債務問題，是否要進行置換、是否要進行延期，目前大家在討論，也在做相應的一些舉措。更重要的是，下半年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回歸到這個“積極”的定位。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對目前政府出臺的政策做一個很好的梳理和把握。同時，政府也應前瞻性地將下一步的一些政策方案提前系統化、體系化地推出，從而有利于市場主體產生強烈的政策獲得感，進一步調整他們的預期，形成一個向上的動能。
分類、分層、分區域引導
通過“體感”轉變市場主體預期
NBD：考慮到這一輪復蘇的復雜性，目前有沒有立竿見影的應對辦法？
劉元春：經濟復蘇，并不是靠哪一項政策通過一兩個月就能解決的，我們一定要跟大眾說清楚。
這一輪復蘇是復雜的，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結構性因素，更有體制性的一些因素。因此我們設計的穩增長、穩就業、控風險、調結構方案，不是簡單地全由逆周期政策來主導，而是擴大內需戰略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統一形成的。如果按照很多人講的發消費券、發特別國債，花幾萬億就能解決，那成本當然很低，也用不著那么復雜。
同時，從政府端來講，就是要直面問題，明確表達解決辦法。如果一直回避問題，不僅會出現預期差的問題，還會導致信心扭曲。所以，加強政府與市場主體的溝通是非常必要的。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孔澤思 攝（資料圖）
NBD：下一步要想提高市場主體的“體感”，有什么可行之策？
劉元春：我們必須了解，隨著自媒體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一些新的規律，在復蘇分化的過程中，大家看到的總是些“壞”的邊際上的調整，而沒有看到“好”的。所以，我們的宏觀調控，特別是預期管理，要有針對性地進行對沖。
比如說，很多人可能對于一般性政策的“體感”不足，這時候可能就要相應地加大政策劑量。雖然不是“大水漫灌”，但一定要有一個總量性的寬松，使市場主體有獲得感、有“體感”，通過這種感覺來轉變他的預期。
如果一個政策起不到轉變預期、引領預期、調整信心的作用，不管它設計得多巧妙，如果不能夠起到一個杠桿性的作用，那效果就要大打折扣。
所以，我認為，應對調整預期的政策方式進一步加深研究。比如，對市場主體，可能要分類、分層、分區域進行預期引導，而不是簡單說“我們要改善營商環境”。實際上，很多小微企業更關心的是它的盈利能力，政府對它的關注度，而不是從法律角度鞏固產權。
也就是說，預期引領的方式，要有一些新的舉措，要有針對性。
記者|余蕊均
編輯|易啟江
視覺|帥靈茜
視頻|楊歡
排版|易啟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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