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印度、越南等國家對全球產業鏈承接規模快速增長，與此同時，中國產業鏈外遷問題成為關注的熱點。尤其是，近年來國際形勢變化疊加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加快了全球產業鏈布局調整的速度。
中國產業鏈環節外遷情況究竟如何？粵港澳大灣區如何進一步強化區域對于供應鏈體系的可控力？8月23日，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下稱：南方財經）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部副部長卓賢。
卓賢認為，產業外遷屬于“騰籠換鳥”的國際版，中國想在產業鏈外遷過程中掌握主動權，關鍵是要形成本土鏈主型跨國公司，把握國家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空間布局的主導權，大灣區有經驗也有能力在這場更大空間尺度的產業全球布局中提高發展能級。
卓賢。資料圖
中國制造業并未成規模“凈外遷”
南方財經：目前，我國產業鏈外遷的主要原因有哪些？當前，外遷的規模、環節與目的地情況如何？
卓賢：我國產業外遷有四種類型。一是成本驅動型，包括勞動力、土地、貿易關稅等成本的變化，驅動企業尋求成本更低的地方投資生產；二是市場需求型，為了拓展海外市場，企業要在消費需求大的地區進行本地化生產、銷售和售后維護；三是資源拓展型，企業尋求在原材料、能源等資源充足之地設廠，反哺國內產業對資源需求；四是技術創新型，企業在發達國家設立研發總部，用好當地優秀研發人員。
成本驅動型主要轉移的是低技術環節，主要轉向越南等東盟國家、墨西哥等中美洲國家；市場需求型主要轉移的目的地是印度等國，由于目的國的相關政策，出現了部分產業鏈上下游環節的轉移；資源拓展型轉移近年的新趨勢是新能源相關行業擴張，加大了對印尼、非洲等原材料資源富足的國家和地區投資；技術創新型主要轉移的目的地是歐美、日韓等發達經濟體，其隨著本土跨國公司的全球業務發展而推進。
從上世紀80年代到2018年，全球生產網絡大體遵循著上述“成本-收益”經濟規律，處于自然演化的動態調整狀態，我國產業的遷出和遷入一直在進行。2018年之后，全球產業鏈受到國際形勢變化、疫情暴發等沖擊，風險成為產業外遷新的重要考量因素。
總體來看，在全球產業布局調整的過程中，中國制造業的規模和質量都在提高，不存在成規模的外遷和產業空心化。目前中國的產業鏈有進有出，雖然不斷有企業外遷的案例，但制造業并未成規模的“凈外遷”。一是中國吸引外資的規模要大于產業遷出的規模，仍然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資地；二是中國制造業占全球的比重，制造業占我國經濟的比重以及我國貨物出口規模和占全球的比重都在提升；三是中國制造的附加值和技術含金量也在提高。
南方財經：來中國投資的外資企業和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我國在吸引外資方面究竟有哪些新的競爭力？
卓賢：我概括外資企業來華投資有四個轉變：一是從重供給向重需求轉化。隨著經濟發展，中國的要素成本在上升，收入和消費能力也在提高，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擁有規模最龐大的中等收入階層，而且中國的城鎮化未減速，未來戶籍城鎮化率提高還有很大潛力，農村和縣域的消費升級需求也很大。
二是從重制造環節向重研發環節轉化。中國從人口紅利轉向工程師紅利，基礎研究能力和產品創新能力強，超大規模市場也降低了創新的成本，外資企業在研發設計等生產性服務業領域的投資比重上升。
三是從重企業布局向重全產業鏈布局轉化。隨著中國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完善，外資企業不僅投資單體企業，還更加注重向上下游拓展，新建了很多大型的一體化項目，圍繞重點產業鏈的上下游投資新建了不少節點型企業。
四是從重消費互聯網向重產業互聯網轉化。數字化對中國產業的滲透很快，正在形成“消費-物流-生產-研發”等各個環節聚合而成的產業互聯網，依托于中國超大規模的消費市場和生產者市場體量，數字化在降本、增效、提質、創新上的作用和潛力很大。
產業外遷是國際版“騰籠換鳥”
南方財經：產業鏈外遷對中國自身產業發展有哪些影響？
卓賢：產業外遷屬“騰籠換鳥”的國際版，是否對中國自身產業發展產生影響，不僅要看外遷了哪些企業，還要看籠子騰出來后，國內的產業生態環境是否有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上是否實現了升級。
從目前來看，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合作大于競爭，直觀的表現是中國對東盟地區的中間品和資本品的出口增加。但隨著東南亞國家的低端產業快速發展，他們也在謀求部分產業領域的升級，對本土化的替代要求也有上升的趨勢，這就使得國內一些領域面臨產業鏈外遷的壓力。此外，產業外遷還面臨著非經濟因素推動。
南方財經：怎樣主動地將供應鏈拓展到國際，需要產業鏈提供怎樣的支撐？
卓賢：全球產業鏈布局正在加速，只有主動“走出去”才能夠把握產業鏈和供應鏈布局的主動性，跨國公司是主導全球生態網絡變化、全球產業鏈變化的最重要因素，會帶動產業鏈上下游供應商的轉移，統籌國際國內，統籌產業鏈上下游環節。要想主動地將供應鏈拓展到國際，關鍵是要形成本土鏈主型跨國公司，它們是統籌國際國內、產業鏈上下游環節的主體，本土跨國公司要穩住國家的產業鏈供應鏈，尤其是基于本國的優勢和本國的利益來布局產業。
發揮大灣區的總部經濟優勢
南方財經：隨著RCEP協議的紅利持續釋放，大灣區如何進一步發揮自身優勢，強化區域對供應鏈體系的可控力？
卓賢：與國內其他重要經濟區域相比，粵港澳大灣區是距離RCEP主要成員國中最近的經濟區域；從產業聯系、貿易往來和產業外遷目的地看，大灣區也與RCEP主要成員國聯系最為密切。
從當前的國際發展環境來看，全球產業鏈調整的速度正在加快，大灣區在這一輪產業鏈空間重組的過程中將面臨更大的挑戰。珠三角地區曾經通過產業的國內轉移，在“退二進三”和“騰籠換鳥”的陣痛中，走出了一條產業高端化的發展道路，大灣區有經驗也有能力在這場更大空間尺度的產業全球布局中提高發展能級。
要掌握主動權，大灣區一是要將“走出去”和“引進來”相結合。企業不僅要主動把產業鏈低端環節轉移出去，還要將價值鏈中更高附加值、更具技術創新的環節引進來，實現國內國外產業鏈的互動。
二是要發揮粵港澳大灣區的總部經濟優勢。跨國公司是全球產業鏈重組的主體，一國想在產業鏈外遷過程中掌握主動權，關鍵是要形成本土鏈主型跨國公司，把握國家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空間布局的主導權，基于本國的優勢和本國的利益來調配全球資源。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城市，本來就是全國乃至全亞洲總部經濟最為密集的城市群，具備培養本土鏈主型跨國公司的土壤。
三是要借鑒日韓轉型經驗，不僅為本土鏈主型跨國公司這類“全能冠軍”的脫穎而出創造條件，還要培育專精特新企業這類“隱形冠軍”，注重研發設計服務和關鍵中間品的輸出，抬升粵港澳大灣區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影響力。
南方財經：對大灣區外貿企業而言，在將部分產業鏈環節進行產業轉移時需考慮哪些因素？有哪些建議？
卓賢：中國，特別是大灣區仍是全球投資的熱土，外貿企業在進行全球產業布局時要考慮綜合收益和綜合成本，動態地觀察各個區域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力。有三方面值得關注：一是技術進步和要素成本的競賽，技術進步尤其是數字化技術在制造業中的應用，能夠有效對沖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上升，并提高供應鏈的效率和靈活性；二是營商環境成本和制度的穩定性，企業在進行產業鏈國際布局時，要充分考慮到各國的營商環境狀況和制度成本，這關系到供應鏈的穩定性和應對外部沖擊時的韌性；三是國內外產業生態的聯動發展，企業產業鏈外遷的環節和保留在國內的環節要能夠實現很好的互動，更好地發揮國內產業鏈在研發設計、關鍵中間品零部件、全球銷售網絡等方面的比較優勢。
（作者：柳寧馨 編輯：李振）
最新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