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隨著中國政府推進市場治理，出現了一些認為政策環境對民營企業發展不利的論調。產生這些論調的原因主要是錯誤理解了企業發展與市場治理的雙重轉變帶來的影響。中國領導人多次表明，要堅決做到“兩個毫不動搖”，堅定不移支持民營企業發展。
中國改革成功源自釋放民營、集體以及外資等所有制企業的發展動力創造經濟增量空間，目前，民營經濟為中國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90%以上的市場主體數量。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推動我國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時強調，“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我國民營經濟只能壯大、不能弱化，不僅不能‘離場’，而且要走向更加廣闊的舞臺。”
很長一個時期，民企經營環境不佳，黨的十八大以來努力改善營商環境，在融資、市場準入、稅收、產權保護等多方面進行了改革，比如融資方面推出科創板、注冊制、北交所等，市場準入方面去年實施《優化營商環境條例》，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針對中小企業降低稅費持續進行，目前正在推動建立公平競爭的環境等。可以看出，為促進民營經濟發展，中國政府努力建立市場化、法治化與國際化的市場環境。
懷疑論者經常將市場環境的變化看作是政策變化，將市場的問題歸咎于政府。中國民營企業成長于粗放式發展的規模經濟時代，在市場規模擴張階段，企業熱衷通過加杠桿多元化鋪攤子、上規模， 忽視環保、社保、質量、安全、信用、創新等。當外部經貿環境發生變化，國內產能普遍過剩時，依靠價格競爭維持，利潤率越來越低。一些人將這種市場環境變化理解為政策變化，忽略了市場經濟存在周期波動。企業家面對這種環境，應該做的是改善管理、推動創新，不斷提高競爭力，避免在周期性出清過程中被淘汰。市場經濟本質是競爭，競爭會有成敗，過去中國經濟長周期高增長是特殊形態，市場存量競爭才是常態。
最近一些行業治理給部分民企造成一定沖擊，導致一些爭議。例如落實房住不炒，避免金融風險，對地產企業進行融資規范，使得一些企業面臨流動性壓力。原因在于這些企業過于激進以高杠桿擴張，缺乏基本的風險意識，進行政策賭博。又如針對校外培訓業的規范，在政策層面的導向和限制一直是明確的，但一些資本為了逐利逆勢而動，無視國家治理要求，必然要承擔政策風險；再如平臺經濟的壟斷與不正當競爭問題由來已久，企業之間訴訟不斷，消費者權利頻遭侵害。
這些領域的治理存在一個共性現象，即政府在大方向上支持發展，在發展過程中逐步規范，比如針對樓市的政策不斷加碼，鼓勵平臺發展而放松了規制，但是，行業從業者往往無視監管而變得更激進，最終監管部門劃出紅線。這也警示政府必須發展與監管并重，在不同階段實施具體的可量化的規范措施，避免給市場留下太多曖昧不明的空間。
中國正在積極轉型，創建市場化與法治化的營商環境，改善粗放式的行業治理模式，實現高質量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民營企業一方面得益于營商環境的改善，同時，也有部分企業會因為行業治理而遭受沖擊，這種沖擊又疊加了供給過剩下的市場環境惡化，企業治理不規范帶來的轉型困境等，就會將重重困難歸咎于政府。事實上，這是經濟轉型必然產生的不適，企業要積極主動適應新環境，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當然，企業需要可預期的穩定的政策環境，但轉型本身意味著要制定新的規則與秩序，方向是確定性的，改革過程則是變化的，這可以通過提高政策透明度加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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