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創新不是一個孤立的行為

　　隨著2020年美國大選結果的逐漸清晰，很多人開始替特朗普叫屈，其中的一種聲音是，特朗普喊出了“讓美國再次偉大”，提出要把制造業遷回美國，讓美國制造業的工人們不再失業——所以才有那么多中西部地區的選民，尤其是白人藍領，投特朗普的票。

　　特朗普的口號確實是這么喊的，也確實勸過很多企業把廠開在美國，不過到底會不會給美國中西部地區的白人藍領帶來利益，就真的不好說了。CNN在2020年11月24日發表了一篇文章，很能說明問題。文章的題目就叫“美國制造業有大量職位空缺，但能否找到本地的工人是個大問題”。對美國中西部地區的白人藍領來說，文章的內容雖然扎心，卻很真實：為了找到合適的人才，制造商們正在提高待遇、提供升職機會和培訓支持，但這些卻是為高素質人才準備的，而不再需要傳統的藍領工人了。

　　你看，發展先進制造并不能解決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失業問題，但美國還是要搞，而且要下大力氣搞，其原因不是為了創造就業，而是為了提升美國整體的競爭力。這一點美國前總統貝拉克·奧巴馬要比特朗普看得清楚得多。在奧巴馬的總統任期內，他不光推出了多項振興美國制造業，尤其是科技制造業的舉措，而且下了大力氣做研究，尤其是和一貫注重科研和產業落地相結合的麻省理工學院合作研究，涉及了幾十位頂級的學術專家，將研究成果匯集成了十多本專著。這本《美國創新簡史》，就是這個成果的一部分。

　　書的前半部分是對美國科技產業的回顧：一百年前的美國并不是科技大國，還是由傳統產業主導的。科技產業的振興，乃至成為美國今天的核心優勢，其實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戰時研發負責人范內瓦·布什的推動下，美國于1955年成立了國家科學基金會，大范圍資助基礎研究，為科技產業的振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可惜在美國的黨爭面前，對國家有利并不是能夠堅持的理由。到今天，美國政府對學術研究的支持已經大不如前了。所以在書的后半部分，作者不光強調政府要重新加強對基礎研究的資助，而且給出了不少切實可行的建議，最核心的觀點就是：政府贊助公共研發。

　　看到這里，你腦子里可能會冒出一個大大的問號：美國不是一直主張市場經濟嗎？怎么在科技產業上卻要去強調政府投入呢？其實原因也很簡單：

　　市場經濟往往比較短視，解決個貿易公平問題還算稱職，但要解決長遠發展問題就有點兒力不從心了。而科技產業的發展基本都是長期行為，一項技術能否從實驗室誕生就往往是不可預期的偶然事件，從技術到產品又往往需要數十年時間才能上市，然后企業要在市場站穩腳跟，把產品做到足夠的市場覆蓋率，則又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所以我們眼里的新興企業，其實往往都已經有了十幾、二十年的歷史了。

　　要讓民間資本去贊助高度不確定的科研行為的確不現實，而只要建立了像美國的《拜杜法案》那樣的從基礎研究到產品轉化的相關法規，加上以科技企業家為核心的實際操作方法，再加上政府大量贊助公共研發行為，就能產生出一大批先進科技企業，進而帶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像通信業的翹楚高通公司、基因測序的領頭羊Illumina（因美納）公司，就都是最好的證據。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作者并沒充分意識到，自然也就沒有答案。那就是，讓民間資本去投資一個十年后才有產品上市、二十年后經營才能成功的企業，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才有投資家彼得·蒂爾的那句名言：“人們想要一輛會飛的汽車，得到的卻是140個字符。”

　　就像我們一貫主張的，科技創新不是一個孤立的行為，而是一連串行為產生的結果：我們把科研和研發稱為產品側創新，這固然很重要，但我們稱之為產業側創新的量產及市場推廣也同樣重要。因為一項科技創新只有經歷了從科研突破，到研發產品化，再到實現量產，最后到社會普遍接受，才算是功德圓滿、走完了所有的流程，而其中任何一個環節的失敗都會使創新的努力前功盡棄。尤其是在量產環節，不光需要的投資大增，往往數倍于科技創新企業的估值，而且投資一旦用于建廠，就都成了沉沒成本，風險大增，令最有經驗的風險投資家都望而卻步。

　　更重要的是，現在的硬科技早就不是與其他產業基本無關的互聯網企業了，都是在實實在在地做著傳統產業科技升級的事情。而那些雖然落后，但卻勢力龐大的傳統企業，自然不會坐以待斃，往往會成為科技創新的巨大阻力。這時，政府是否放棄不干預市場（其實是縱容了落后企業利用市場優勢扼殺新興科技企業）的政策，強力支持新興科技企業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所以，中國為什么在全球科技創新當中有著獨特的、不可替代的位置，不光因為中國有著能夠開放對接所有前沿科技企業的強大的制造能力，而且因為中國有對科技企業的傾斜和扶植政策，以及歡迎科技產品的龐大的市場。

　　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可以重啟美國，把中國優勢對接到全球，可以重啟全球的科技創新生態，進而重啟全球的經濟（王煜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