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各地由于資源稟賦、功能定位等因素的不同，在創新能力上也逐漸產生差異，并在區域發展過程中形成多極引擎。
近日出版的《2020中國區域創新能力評價報告》（下稱“報告”）顯示，從區域創新綜合指標來看，我國排名前十位的省份依次為廣東、北京、江蘇、上海、浙江、山東、湖北、安徽、陜西和重慶。其中，東部省份仍然是創新能力最強的地區，北京、廣東、上海、江蘇的基礎研究經費占全國基礎研究投入的比例超過50%。
報告課題組組長、中國科學院大學中國創新創業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柳卸林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總體上看，我國區域創新能力顯著增強，各具特色的區域創新格局基本形成，在加快新舊動能轉換、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但不平衡、不協調問題依然存在。
“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大都市圈將形成多個區域創新增長極，創新要素集聚成為帶動區域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引擎。”柳卸林說。
東部省份創新能力最強
報告顯示，2020年廣東區域創新能力排名第1位，北京、江蘇分列第2、3位，與上年保持一致。
東部省份仍然是創新能力最強的地區，全國前10位中華東七省市占5位；中部六省創新能力均有所提升，未來還需進一步結合中部崛起和黃河高質量發展戰略提升創新能力，實現協同創新與聯動發展；陜西、重慶、四川是西部地區的創新領頭羊，但甘肅、青海、新疆等地區創新能力依然偏弱。
從排名變化情況看，2020年排名上升的地區有12個，分別是新疆、青海、陜西、山西、遼寧、河南、安徽、寧夏、河北、江西、湖南和湖北；排名下降的地區有8個，包括天津、貴州、重慶、云南、廣西、甘肅、吉林和黑龍江。
從研發經費來看，2018年政府研發活動經費投入總量為3978.63億元，較上年增加14.09%，全國有27個地區政府研發投入較上年有所增加，其中重慶、江蘇和陜西投入增長超過 30%。廣東、江蘇、山東、浙江和上海5個地區的企業研發經費投入達7252.49億元，占全國的比重超過60.37%。
以廣東為例，除了GDP總量常年第一，廣東也高度重視對創新的投入、對外開放以及市場活力。
報告數據顯示，2018年，廣東政府研發投入增長超過19.67%，國際論文數增長13.27%，研究與試驗發展全時人員當量和每萬人平均研究與試驗發展全時人員當量分別增長了34.93%和32.81%，科技企業孵化器數量增加了208家，風險投資額增長了53.55%。
這一系列數據表明廣東在基礎研究、創新載體建設等方面不斷加大投入力度，打造了較為完善的創新創業生態系統。
不過，廣東省內各地不平衡問題依然存在。2018年，珠三角地區R&D（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為2586.01億元，占全省R&D經費的95.61%，東翼R&D 經費54.40億元，占2.01%，西翼R&D經費28.51億元，占1.05%，山區R&D經費35.77億元，占1.32%。
此外，廣東省內R&D經費支出超過百億元的地市有4個，依次為深圳（占42.96%）、廣州（占22.19%）、佛山（占9.42%）、東莞（占8.74%）。
今年排名上升的地區，也推出了適合區域發展的創新政策和戰略。比如，為提高區域創新能力，安徽省政府采取深度參與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的新模式，從資金、人才、土地等方面入手，采用地方財政資金支持基礎研究，配套園區建設、建立國家科學中心首席科學家制度、允許重點項目建設資金可按照一定比例用于人才引進培育、省市優先保障合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等重大項目建設用地等舉措。
“領先地區越來越強調對科技的投入，尤其是北京、上海、廣東這幾個領先地區加大了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另外，地區之間的差異除了領先企業、各地政府科技投入之外，還和數字化轉型的關系很大。”柳卸林告訴記者。
相關數據也印證了柳卸林的觀點。賽迪顧問此前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DEDI）》顯示，2020年DEDI指數排名前五的省份為廣東、北京、江蘇、浙江和上海，這一排名與2019年基本相同（浙江、上海名次互換），數字經濟頭部成員基本穩定，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區域核心。
三大科創中心成核心支柱
報告認為，總體來看，我國已基本形成了多個創新集聚區，分別是以北京為中心的京津冀創新集聚區、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創新集聚區、以廣東為中心的珠三角創新集聚區，以及以成都、重慶、武漢、西安為中心的區域性創新集聚區。
根據報告，北京、上海、粵港澳三大科技創新中心形成了創新型國家的三大核心支柱和動力源(600405,股吧)，匯聚了全國30%的R&D經費投入、35%的地方財政科技投入、38%的有效發明專利以及43%的高新技術企業。
幾個城市群中的龍頭城市也各有差異。
柳卸林說，北京的優勢在于豐富的科技資源與人力資源帶來的強大知識創造能力。除了延續保持知識創造的優勢以外，近年來北京不斷加大企業創新投入。
上海在報告中綜合科技創新水平指數排名第一。作為我國對外開放的窗口，上海擁有較強的知識獲取能力，聚集了大批外資和大型國有企業。另外，上海具備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環境，除了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中心，還有自貿區新片區、科創板、長三角一體化等戰略機遇。
談到三大城市群的差異，柳卸林認為，京津冀從20年的長視角來看，基本沒有變化，協同創新環境有待進一步加強；長三角穩步發展，差距在穩步縮小，一體化程度逐步提升；粵港澳地區整體區域協同水平較低。
“長三角從目前的資源配置看，不管是從科學技術、產業互補，還是企業家要素、科教資源等，應該都是國內最完備的地方。長三角三省一市產業有互補性、相似性，這樣一來創新要素跨區域流動或聚集就比較容易。” 柳卸林表示。
在柳卸林看來， 未來城市之間的競爭，是創新生態的競爭，是綜合性的競爭。“區域創新范式在發生變化，單純的科技驅動、市場驅動已失去主導地位，對制度創新、生態型創新的需求越來越迫切。”
他說，面對復雜的外部環境，應該繼續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完善區域創新體系；同時布局科教資源，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產學研合作的創新模式，把握數字經濟機遇。“區域創新能力受到創新政策環境、人才流動、資本流動、技術水平、產業發展等多種因素共同影響，而數字經濟的崛起為區域創新中要素流動、協同發展、產業升級等提供了新的技術支撐。政府應不斷完善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制定明確的區域數字經濟產業發展政策。”
最新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