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大城市，還是留在中小城市？
從人口流動上看，越來越多人往一線和新一線城市流動。在這背后推動的，是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高的收入。
然而，中國也并不乏頗具經濟實力的中小城市。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統計后發現，如果以人均GDP計算，我國至少有12個人口低于300萬的中小城市（地級市），人均GDP超過10萬元。這幾個小城，或是“家里有礦”，或是臨海外貿發達，或是交通便利，在大城市虹吸效應越來越明顯的當下，仍然保持著自身的競爭力。從人均GDP排名看，克拉瑪依、珠海、鄂爾多斯(600295,股吧)位居前三。
但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是，這些城市當中很多也面臨產業轉型壓力和人口增長壓力。從人口來看，2019年，除了珠海常住人口增長超7%，克拉瑪依總人口（不含轄區內兵團人口）增長超2%之外，其他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速不超0.65%，甚至有城市人口負增長。
“珠海是比較特殊的，是我國經濟特區，有很多政策支持，另一方面珠海有非常好的港口——高欄港，加上氣候條件好，也吸引了不少外地人來養老。”華南城市研究會會長、暨南大學教授胡剛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而且珠海位于大灣區之內，受益于整個大灣區的利好，才出現了人口和經濟都發展得不錯的局面。
但是，那些遠離核心都市圈，資源儲備又不斷消耗的富裕小城市，需要不斷摸索出轉型的路徑。
這些小城人均GDP超10萬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我國的城市也不斷擴容，目前只有不到40%的地級市人口低于300萬。
但是，這些從人口上看并不“耀眼”的城市，也有一些人均GDP超過10萬元的城市，分別是龍巖、三明、嘉峪關、東營、鄂爾多斯、舟山、威海、珠海、鄂州、阿拉善盟、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克拉瑪依。他們為何能在中小城市中脫穎而出？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注意到，這些中小城市中最典型的一類，就是“家里有礦”型的資源型城市，代表包括鄂爾多斯、龍巖、三明、東營、嘉峪關等。
以鄂爾多斯為例，根據2019年統計公報，全市常住人口208.76萬人，地區生產總值3605.0億元，人均GDP超過17萬元。在這背后，鄂爾多斯第二產業增加值2092.3億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3.8%，拉動GDP增長2.5個百分點。
“這里很多產業都是跟煤礦相關，我們的經濟也是依靠煤炭資源才發展起來的。”一位鄂爾多斯當地人曹俊（化名）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他的親戚在煤炭企業工作，當地很多人的生計與煤炭息息相關。
資源型城市另一個典型代表是山東東營市，擁有豐富的原油儲備，勝利油田坐落于此，2019年該市原油產量達到2225.98萬噸。福建龍巖市則有著名的紫金山金銅，上市公司紫金礦業(601899,股吧)坐落于此。福建省三明市有福建礦產“聚寶盆”的美稱，煤礦、鐵礦、石灰石等多種礦產均有儲備。
值得一提的是嘉峪關市，這一常住人口僅有25.31萬的小城，人均GDP11.22萬元，在甘肅省首屈一指。2019年，嘉峪關市的工業生產值達到171.17億元，占生產總值的60.4%。
資源型城市之外，臨海小城也占據著富裕中小城市的多個位置，包括珠海、舟山、威海等。
珠海的地理位置優越，臨近澳門特別行政區，2019年完成外貿進出口額2908.89億元。舟山也在大力發展外貿業，2019年外貿貨物進出口總額1371.1億元，比上年增長20.7%。當年舟山口岸進出口貨運量15228萬噸，比上年增長9.2%。
威海市則三面環海。當地居民鄭明（化名）告訴記者，威海當地的主導產業有海鮮、電子技術和旅游，海鮮產業是依托臨海位置優勢發展起來的。威海到處都是碼頭，新鮮海產非常多。
此外，湖北鄂州市也得益于地理位置優越，工業發展迅速。鄂州是連接長江沿岸城市南通北往的重要交通樞紐，地區內有4條呈“井”字型的高速——滬蓉高速、京珠高速、大廣高速、漢鄂高速，11條與武漢對接的通道，日益完善的交通運輸體系為鄂州產業招商引資帶來了便利。
越來越大的轉型壓力
這些小城市隨著當地資源的開采和消耗，加之周邊大城市“虹吸效應”越來越強，部分小城市的轉型壓力正不斷加大。比如龍巖市，2015年原煤產量926.98萬噸，到了2019年僅有580萬噸，4年減少超過37%。
這些城市的轉型壓力，可以從人口增長中窺見一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統計了2019年當地的常住人口增長，除了珠海和克拉瑪依市，其他地區的常住人口增長均低于0.65%，其中鄂州市還出現了負增長。
與此同時，如果扣除自然人口增長率，這些人均GDP超過10萬元的中小城市中，也有很多為人口流出的城市。
以龍巖市為例，2018年和2019年該地的年末全市常住人口均為264萬人，但是2019年當地自然增長率為6.1‰，扣除自然增長率為負增長。三明市2019年常住人口259萬人，比上年末增加1萬人。但是，當年三明市常住出生人口3.5萬人，死亡人口1.7萬人，自然人口增長達到1.8萬人，扣除人口自然增長也出現人口外流。
有些地方則出現了老齡化嚴重，導致的自然增長率為負數。以山東威海為例，至2019年底，威海市老齡化比例為29.39%。2019年，威海人口自然增長率-0.50‰。舟山的情況也類似，截至2019年底，全市老年人口達到27.96萬，占全市戶籍人口總數的28.95%。2019年舟山的自然增長率為-1.47‰。
這些中小城市在人口“基本盤”上本就缺乏優勢，加上人口增長乏力，老齡化等壓力，如果當地無法在經濟發展上有較為亮眼的表現，未來發展面臨不小的考驗。2019年，鄂爾多斯、威海、東營等城市的GDP增速均不超過4.5%。
胡剛指出，民營經濟持續發展，創造足夠的就業崗位，才是一個地方吸納人口的關鍵。
“一個小城市要發展，比如舟山近幾年發展較快，背景是交通基礎設施的改善，以及和大城市的加深合作。舟山本來四面環海，交通不方便，但是隨著高速公路和跨海大橋陸續通車，當地交通不斷改善。”胡剛指出，加之與寧波合作打造寧波舟山港，成為年貨物吞吐量超11億噸、連續十一年位居世界第一的超級大港，當地獲得了新的經濟發展動力。
在轉型的壓力之下，一些資源型城市已經率先行動起來。以鄂爾多斯為例，過度放牧、大量開發煤炭資源帶來了草原沙化、空氣污染嚴重的問題。“資源越來越少，有些地區的空氣污染和水污染也較嚴重。”曹俊表示。
在資源枯竭和環境污染的雙重難題下，鄂爾多斯將目光放在旅游業和高新產業上。曹俊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這些年來當地開始發展旅游業，目前已有幾個建成的4A景區。高新技術方面，這幾年當地剛發展了一個高新技術園區，芯片研制等產業屬于起步階段。鄂爾多斯2018年以后的統計公報中出現了光電子器件、多晶硅、液晶顯示屏等技術含量較高的產品，工業正逐步向高質量生產轉型。
威海也處于轉型期，近幾年在電子技術產業和旅游產業初見起色。2019年，威海實現旅游總收入692.60億元，增長12.2%。
但是，小城市相對來說競爭壓力較小，也使轉型很難一蹴而就。“威海這邊很安逸，是一個宜居城市，想在這里暴富不太可能。”鄭明認為，當地的產業對年輕人吸引力較小，大學生畢業后能選擇自己專業對口工作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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