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推高默克爾國內支持率 她能帶領歐洲經濟走出困境嗎？

　　作者： 康愷

　　[ 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同濟大學德國問題研究所副教授、德國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春表示，之所以默克爾及其聯合政府的支持率創下新高，是因為在疫情期間，德國政府反應迅速、應對冷靜，回應了民眾在危機時的根本訴求——安全和秩序。此外，在出臺防疫措施的同時，也將由此產生的社會和經濟后果考慮在內，出臺了救助中小企業的一攬子計劃，使得民眾在疫情期間的生活有所保障。 ]

　　因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穩妥表現，德國總理默克爾及其聯合政府的支持率創下了新高。

　　德國公共廣播聯盟（ARD）4月公布的數據顯示，本屆聯合政府的支持率由3月的35%一路升至63％，這也是迄今為止，本屆大聯合政府獲得的最高支持率。此前一度因諸多問題而支持率下滑的默克爾也重得選民青睞，支持率回升至64%。聯盟黨（Union）的支持率增加了7%，達34%。

　　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同濟大學德國問題研究所副教授、德國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春表示，之所以默克爾及其聯合政府的支持率創下新高，是因為在疫情期間，德國政府反應迅速、應對冷靜，回應了民眾在危機時的根本訴求——安全和秩序。此外，在出臺防疫措施的同時，也將由此產生的社會和經濟后果考慮在內，出臺了救助中小企業的一攬子計劃，使得民眾在疫情期間的生活有所保障。

　　不過，在歐盟層面，德國卻遭受不少質疑。批評人士認為，德國帶頭反對意大利等國提出的“新冠債券”的提議，沒有發揮歐盟領導者的作用。

　　對此，同濟大學德國問題研究所朱宇方博士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反對歐元區債務共擔是德國的一貫立場。不過，疫情將德國陷入保護自身利益和挽救歐元區的兩難境地，如果德國繼續持此態度，將影響其在歐盟內部的影響力。

　　支持率創歷史高位

　　受2月圖林根州州長選舉影響，默克爾所在的聯盟黨的支持率曾一路下滑，據ARD此前公布的民調，3月份時聯盟黨的支持率僅有27%。

　　不過，自疫情在歐洲蔓延以來，德國的確診人數雖然持續上升，且已突破10萬人，但病死率卻一直低于全球3.4%的平均值。

　　截至4月8日，德國的病死率約為1.8%。在救治病患的過程中，德國的醫院并沒有出現醫療系統擠兌、大規模醫護人員感染事件，且社會也并未出現大規模恐慌。

　　正是此舉，又一次奠定了默克爾在人們心目中的位置。ARD民調顯示，不僅七成民眾對政府的危機處理方式表示滿意，就連綠黨和自民黨的許多支持者也持贊揚態度。

　　德國主流媒體甚至已經在討論，多次表示不再參選的默克爾是否有可能開啟其第五任總理生涯？

　　胡春春認為，在危機來臨時，民眾最根本的需求就是安全和秩序。如果執政黨能夠迅速地對疫情有所回應，民眾會自動地站在執政黨和政府身后。

　　默克爾說新冠肺炎疫情是德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后面對的最大的一場挑戰，事實證明，默克爾領導的聯合大政府在政治和社會運轉的機制中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

　　胡春春表示，默克爾所領導的聯合大政府支持率高的另一大原因在于，應對疫情過程中表現出的理性。疫情暴發初期，聯合大政府并沒有否認疫情的嚴峻，也沒有180度地轉換策略。在其決策團隊中，傳染病學家一直是重要的智囊。

　　在經濟層面，胡春春認為，德國在采取限制經濟活動的同時，也將由此產生的社會和經濟后果考慮在內了，國家立刻發放了對企業和民眾的補償。

　　3月24日，大聯合政府出臺了7500億歐元的一攬子計劃，其規模相當于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0%。而在速度上，一些中小企業在第一天填完申請表格后，第三天就能收到救助款項。

　　默克爾能否擔當歐盟領導者？

　　不過，雖然在國內層面默克爾領導下的政府表現獲廣泛支持，但在歐盟層面，以意大利為代表的一些國家卻認為，德國并沒有在疫情中表現出“歐盟領導者”的角色。

　　領導人的電視講話即是例證。批評者認為，面對疫情，默克爾在有關疫情首次電視講話中只字未提歐盟，而法國總統馬克龍則在他的講話中著重描述了歐盟在這場危機中的作用和責任。

　　今年7月1日，德國將接任歐盟輪值主席國的職位，某種意義上，這又一次將默克爾推上歐洲危機管理領導者的位置，默克爾將如何挽救受疫情打擊的歐元區經濟？

　　4月7日，歐盟27國財長舉行電話會議，商討疫情后如何重振歐盟經濟。但是，各方仍難以達成共識，以德國為首的北方國家反對意大利和西班牙兩國的提議——發放新冠肺炎疫情共同的“歐洲債券”。

　　德國為何持此態度？對此，朱宇方認為，這其實反映了德國一貫的堅定立場——反對歐元區債務共擔。

　　朱宇方表示，八年前，當歐元危機最嚴重的時候，默克爾就曾說：“只要我活著就不會有歐元債券。”其原因在于，德國是歐元區絕對的經濟強國，如果債務共擔，那德國幾乎鐵定是最大的埋單者。新冠債券與歐元債券性質基本一樣，雖然在目前的討論中，新冠債券是有期限的，但德國擔心一旦推出，很可能最終會演變成某種永久性機制，從而帶來長期風險。

　　朱宇方稱，此外，德國反對新冠債券的另一個原因是，這種聯合債券發行方式對于經濟薄弱、融資成本較高的國家來說是有利的，因為它們能以更加優惠的條件獲得金融市場融資。而對于德國這樣相對財力雄厚的國家來說，融資所要支付的利率反而會高于發行本國國債的利率。此次與德國一起被稱為“吝嗇四國”，同樣反對歐元債券和此次新冠債券的奧地利、芬蘭和荷蘭也都是歐元區的經濟“優等生”。

　　朱宇方認為，目前有關新冠債券的爭論更多是在政治象征層面。

　　支持者的論據主要有三：首先，如果歐洲在危機爆發后沒有提供針對性的聯合金融工具，歐盟的作用將受到質疑，這種狀況在歐盟內部有可能會被疑歐民粹主義者利用，在政治上興風作浪，在外部有可能會被國際對沖基金利用，發動對歐元區國家的又一輪攻擊。

　　第二，與2008年的“歐債危機”不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對歐洲的打擊更多來自自然層面。因此歐盟團結一致攜手應對有人道主義意義，甚至有人提出意大利和西班牙面對疫情的脆弱與歐元危機后被迫緊縮財政有一定的因果關系，因此歐盟對救助更是責無旁貸。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又一次折射出了歐元區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對稱機制，而這一機制早已深受詬病，新冠債券是朝著歐元區共同財政政策邁出的重要一步。

　　朱宇方說：“參照德國迄今的立場，很難看到歐洲出臺新冠債券或共同財政刺激計劃的可能性。但是，目前疫情的確將德國陷入保護自身利益和挽救歐元區的兩難境地。如果德國一如既往地在救助問題上表現得‘吝嗇’，將影響其在歐盟的號召力和領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