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新浪財經 劉麗麗
從青海省民和縣考入東北財經大學，到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調入中央黨校執教和從事研究，再到重回東北財經大學組建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多年來，周天勇一直關注著經濟發展中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有人說，他用體制內話語講著體制外的故事。
周天勇曾經專門研究勞動與經濟增長的經濟學關系，深入分析收入分配不平衡的原因，對城市化進行經濟學分析，提出延長土地使用年期，并可以出租、轉讓、繼承、抵押，土地資源分配實現市場調節。他還提出國有企業體制成本理論，建議對國有經濟進行資本社會化改造，并對其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以分散經濟發展風險和提高國有企業運營效率。
多年來，周天勇先后三次受國家部委委托，主持國有企業與銀行債務重組方案、中國未來財政體制十年改革方案，工程調水開發土地研究報告等，許多政策建議得到批示，成為有關部門制定政策和決策的參考。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在這個歷史關鍵時期，如何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新浪財經《WeTalk》欄目對話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周天勇，再談改革和科技、社會熱點問題。
以下為對話主要內容：
需要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中小微企業
《WeTalk》：我國人均GDP已經12500美元左右，但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比例不高，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要從哪些方面入手？
周天勇：第一，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一要鼓勵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就是從低收入地方和領域向高收入地方和領域遷移和流動。像中國這樣發展水平的國家，一般城市化占比是80%，農業就業勞動力占總就業比例是10%，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例在55%到75%之間，我們加上城鎮中流動人口也遠遠達不到，農業就業比是24%。我們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在47%左右。
在創業就業機會少、低生產率、低收入水平的農村農業淤積的人口和勞動力太多。要改革戶籍等一系列體制，促進人口和勞動力向高生產率和高收入水平的城鎮和工商業轉移。
第二，就業的百分之七八十是中小微企業解決的。有就業才有收入。各級政府能不能從瞧不起、懶得理、經常找中小微折騰，真正轉向如已眼、常保護、輕稅費、別折騰。要把房價、房租水平降下來。居民大量收入都去買房子，特別是城中村改造和拆違，大幅度提高了城鎮務工人員的居住租金，轉移了他們的收入，甚至租金和通勤成本太高，不得不回農村，擠出了消費。其實地方政府從農村城郊征地出讓，獲得了78800億元收入。是到了向城鎮務工農民提供廉租房反哺的時候了。總之，要讓剛畢業大學生和城鎮務工人口的房租、購房支出降低下來。
政府對居民的教育、醫療、居住等民生方面要轉移支付。2022年國際上一般如中國這樣人均GDP水平的國家，民生支出占GDP比例達到20%，而中國2023年只有7.7%。比如上學，本來政府應當支出15塊錢，但現在支出了7塊錢，其他幾塊錢都是個人自己掏。如果對居民，特別是年輕人多一些轉移支付，實際上等于增加了他們的收入。
必須對土地放開，農民才能增加收入
《WeTalk》：您曾經提出，農民不能因小利而放棄宅基地，還談到改革還需要將土地使用財產權和土地發展權交給農民，您對此具體有什么建議？
周天勇：現在土地用途管得太死。土地只有和勞動相組合，才能形成生產力。不能光讓農民微利甚至不賺錢去種地，也不能讓農民光用勞動在城鄉掙錢，務工收入水平還是遠低于城鎮戶籍居民就業收入水平，而其他財產性收入，更無法與城鎮戶籍居民相比。還要給農民土地財產權和土地發展權。讓其能干點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小商店、小客店、小客棧等等。
農民要獲得財產性收入，要讓他們以地為本創業；在人口遷移和土地房屋再配置時，通過以市場經濟的方式退出，獲得土地和房屋零到市場價格的溢值收入，增強他們從事二三產業、進城務工創業、城鎮租戶和購房的經濟能力。
如果農村宅地房屋和其他土地不交易定價的話，就不是資產，不讓交易，就沒有價格，就沒法作為實物注資進行創業。比如，家里有一塊宅基地，是資產的話，就可以實物注資做個企業，作價一些進去，就有本錢了。但現在農村的土地都沒有價格，不能成為創業資本。
城里人缺錢了，有一套房子，就可以抵押貸款借點錢，但農村不行，農村的宅基地抵押不了，房子也抵押不了，其他建設用地也不能抵押。為什么不能抵押？就因為不是資產，不能交易，不能定價。
要給農民土地以發展權，不能讓他啥也干不成。另外土地要作為資產能注資，和別人合股也行，別人來農村辦個廠子，拿宅基地入股也行，但土地沒有價值就沒法入股。這就是土地的發展權問題。起碼確權以后，使用財產權可以交易。必須對土地放開，農民才能增加收入。在農村，土地不放開，光種糧食怎么提高收入？
無人技術影響勞動者參與初次分配
《WeTalk》：近期無人駕駛技術進一步商業化，引發很多討論。您也提到，片面強調智能和無人生產會導致更嚴重的過剩，因為需求會更加不足。
周天勇：一些學者給中央提議，說要發展智能制造，進行智能機器人替代，特別是無人的，無人駕駛、無人送餐、無人快遞等。這會對未來的就業、收入和需求造成非常大的麻煩。
技術對勞動有三種影響，第一種是擴大就業式影響，如汽車雖然可以替代傳統的與馬車相關的一系列就業，但是，汽車是大規模物質財富的制造，它的新產業鏈又大規模地創造了就業機會。第二種是對勞動賦能影響，如機器紡織替代了人工紡織，但紡織業發展提供了紡織工和其他相關的就業崗位，新技術賦能使得紡織勞動力生產率大大提高。第三種是替代勞動力，使總體使用的勞動力減少的技術。而無人駕駛汽車，無人駕駛飛行器，無人炒菜做飯機、無人商店餐館等等，這些技術是絕對減少甚至整個行業掃光就業機會。
很多人失業了，外賣送給誰？經濟學上講，勞動、資本、技術各自創造自己的財富的同時獲得收入。現在突然勞動不創造財富了，或者創造很少一部分財富，絕大部分是靠技術和資本，東西誰來買？一個社會創造產品是為了什么？最終不是為了老百姓吃穿住行嗎？需要吃穿住行的人掙不到工資了，創造那些財富誰來買？
2022年統計的數據，有8400萬人在網約車、快遞和外賣行業就業，現在可能有1億人了，這1億人用無人設備替代掉，他們干什么？
財富是勞動、資本、技術、土地生產創造的，而又用勞動報酬、利潤、租金進行其貢獻的分配。人們參加工作，每個月有工資收入，就是參與初次分配。但如果所有崗位都被AI或者什么代替了，勞動者沒參與生產，不能參與分配，就沒有勞動報酬。
如果出現這種場景，國家要對資本和技術征高稅，發給不能工作生產的居民，讓他們把資本和技術創造的生產品購買掉。否則，生產和需求就會發生絕對的不平衡。
我們就要進行稅制改革，一是對高技術加稅，除了教育醫療外，還要給居民加消費和購物的轉移支付，現在準備好了沒有？搞一堆無人生產和服務，就得稅收和財政支出配套，沒有這樣的應對，未來是一場災難。二是國外一些國家對民生轉移支付更多一點，所以對替代勞動的高技術沒征稅，他們如果再征比較高的稅，競爭力又弱，高技術就發展不起來了。
應該對無人駕駛行業征收高額稅收
《WeTalk》：有人提出，可以讓司機購買無人駕駛汽車，使之成為自己的生產資料來創造收益，這種模式是否可行？
周天勇：個人購買無人駕駛汽車，是不經濟的。比如，無人機送快遞，可以全部由平臺操作，不需要人。如果我要賣給你無人駕駛汽車，你還得在家里操作，還是不經濟。實際上，第一個場景是，一個平臺就可以指揮成千上萬臺無人機，可以放出收回，中間需要一個人去監控一個機器嗎？這個成本高。
第二個場景是，讓勞動者變為快遞無人機所有者，讓平臺配置無人機運行，使無人機的“監護、使用”者與平臺分成，我覺得沒有必要。
平臺直接投資無人機，成本大幅度下降，利潤都歸平臺了。而居民投資價格較高的無人汽車，則有過去“公司+農戶”的嫌疑。公司之間還有點競爭性，平臺的壟斷性比公司高得多。如果甲方一家平臺操作無人汽車，而乙方竟然是數千萬網約車司機變為無人汽車的所有者。這是什么？一方高集中度壟斷，另一方數千萬個競爭者，想想平臺和無人汽車所有者之間會如何分配，一般人都會明白是怎么回事。
無人設備如果要替代人，應該是替代人做一些有危險性的工作，比如打仗、救火、勘探、測繪之類的，如果網約車、外賣、快遞都用無人技術替代了，是不應該的。
除了在危險行業替代人之外，如果制造出來要替代司機、外賣、快遞小哥，就應該對無人駕駛、無人機送外賣送快遞等征收高額稅收，賣一臺就征一臺的稅，把這些錢給那些失業的人，要轉移支付。
如果全用機器了，得把財政制度和稅收制度設計好。掙不著工資的那部分人，拿稅收補過來，給他們去買東西。國家一定要出臺這個政策，要防患于未然。
需要大幅度放寬領養等政策
《WeTalk》：您認為，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主要是居民消費需求的收縮所致，而生育問題是一個重要原因。中國正在加快進入老齡化，有人說還沒有其他國家能從人口下滑趨勢中走出來過，中國未來如何有效提高生育率？
周天勇：建國初期是第一波人口高增長，生育率高，第二波是60年代以后，到了改革開放、聯產承包以后，生孩子又開始多了，大概就是這么三波生育高峰。
現在說的老齡化，主要指這些人，從60年代中期開始，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這些人里面很多人到2020年就到60歲了，就開始退休。
三中全會提出，按照自愿彈性的原則，穩妥有序推進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改革。這些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可能要到2040年才能逐漸退休完畢。到那時，老年人比例可能會下降一些，但少子化，平衡不掉了，人口的老齡化還會越來越嚴重。
歐洲等地對生育比較寬松，比如，對單親生育都比較寬容。我們非得要結婚，單身生孩子也不行。之前有人也呼吁過放開，我覺得應當放開。不管婚生，還是單身生，孩子生出來就是中國人。也需要大幅度放寬領養等政策。
最新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