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濤：在制度型開放過程中，需要不斷提高跨境資本流動管理和風險應對能力

12月7日，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政府指導，《財經》《財經智庫》、財通匯主辦的“2023全球財富管理論壇”在北京舉行，論壇主題為“以金融高質量發展助力增長與開放”。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國家外管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指出，下一步，我們需要通過制度型開放提高跨境投融資的活力。

對此，管濤從四方面進行了闡述：第一，制度型開放需要與國際上的最高標準接軌，我們需要學習、了解和熟悉國際規則。第二，目前有很多開放政策，一方面開放政策要盡量與國際最高標準接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讓這些開放政策真正落地。第三，我們需要通過提高立法層次，實現制度化、法治化，保障開放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透明度和可預期性。第四，在制度型開放過程中，我們需要不斷提高跨境資本流動管理和風險應對能力。

另外，關于現在人民幣匯率的走勢問題，管濤還提及，無論是固定、浮動還是有管理浮動，都有利有弊。當前面臨的問題是如何避免匯率超調、過度漲跌偏離經濟基本面水平，這可能會對經濟金融穩定產生沖擊。

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國家外管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

以下為部分發言實錄：

管濤：非常高興參加一年一度的財富管理論壇。我想結合學習中央金融工作會議，談談自己的體會、觀察和思考。

眾所周知，近年來全球化出現逆流，金融脫鉤、去風險化、全球化碎片化，對于中國來講，面臨復雜嚴峻的安全環境，特別是外部安全環境�？倳�記在今年5月底專門強調，我們要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礎，金融安全又是經濟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在開放方面是比較積極的。在金融為實體經濟提供高質量服務方面強調了三個“著力”，其中第三個“著力”是著力“推進金融高質量開放，確保國家金融和經濟安全”。這傳遞出通過開放而非封閉來促進國家安全的重要信號，也是過去40多年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經驗的傳承和延續。其中有具體部署，例如堅持雙向開放（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制度型開放、提升跨境投融資便利化。最后提出了兩個中心建設，即上海和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等。中央金融工作會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金融工作做了重要安排。

制度型開放是金融高水平開放的重要內容。2018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我們要從要素和商品流動型開放向制度型開放轉變。所謂制度型開放，就是我們的開放要與國際的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接軌，這是高水平開放的一個重要內容。

根據我的觀察和思考，下一步我們需要通過制度型開放提高跨境投融資的活力。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制度型開放需要與國際上的最高標準接軌，我們需要學習、了解和熟悉國際規則。特別是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強調了四項工作：全面加強金融監管、完善金融體系、優化金融服務、防范化解風險。加強監管是非常重要的內容，并提出了五大監管理念。然而，在加強監管中如何與國際接軌是重大課題。例如，我們習慣合規性監管，但國際上不僅有宏觀審慎管理，也有微觀審慎管理。我們在加強監管過程中要將國際上一些好的理念引入和落地。這樣，在開放過程中才能與境外投資者形成良好的溝通，否則我們跟人家就難以對話。

第二，目前有很多開放政策。一方面，開放政策盡量與國際最高標準接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讓這些開放政策真正落地。例如，2018年以后加快了金融服務業開放，我們金融服務業開放已經基本上實現了負面清單清零。然而，按照易綱行長的說法，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外資機構仍然認為很多不方便。我們如何讓負面清單管理和準入前國民待遇真正落地，讓外資金融機構賓至如歸非常重要。

第三，需要通過提高立法層次，實現開放政策的制度化、法治化，保障開放工作的連續性、穩定性、透明度和可預期性。這是吸引外資機構和長期資本來華展業興業的關鍵所在。如果立法層次較低，變化波動較大，將會影響市場預期。

第四，在制度型開放過程中，需要不斷提高跨境資本流動管理和風險應對能力。我們要加強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監測預警，在情景分析和壓力測試的基礎上不斷豐富政策工具，擬定應對預案。金融開放后，跨境資本流動受市場情緒和經濟、非經濟因素影響，波動非常大。均衡可能可意會不可言傳，資本有時過度流入，有時集中流出。這種情況下，預案比預測更重要。如果監管部門不斷充實政策工具，特別應對一些不測情況，如果政府部門應對得有條不紊，政府有信心，市場就更加有信心。這樣，可以避免開放政策因對某些情況的預期不足，導致大幅度波動和變化。

袁滿：我想問一下管濤先生，所有跨境交易投資都離不開大形勢和匯率。現在人民幣匯率的走勢問題也非常受大家關注。我理解管濤先生更愿意從如何評估和理解均衡給大家一些方法上的分享和建議。

管濤：目前人民幣匯率處于合理均衡水平附近。然而，市場匯率不會自動穩定均衡匯率水平上，而一定是圍繞均衡匯率上下波動。最近兩年人民幣匯率一直在調整，既有內部原因，包括疫情的影響，也有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交織，以及“三期疊加影響”持續深化。同時，還有外部環境變化。這包括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在發生深刻變化。同時，主要央行以美聯儲為代表，持續貨幣緊縮對我們造成較大溢出影響。特別是外因通過內因作用，某些時候會放大內部不利因素的沖擊。去年美聯儲加息7次，累計加息425個基點，今年只加息四次，100個基點。去年出匯率從6塊3到7塊3，8個月跌10%以上，外匯市場比較平靜，供求基本平衡。今年美聯儲加息幅度不大，次數較少，大家基本認為美聯儲加息已經進入尾聲，對我們今年的溢出影響反而加大了。正如我們經常說的，吃飽并非最后幾口才吃飽，而是逐漸累加的過程。在這種情況下，今年人民幣匯率依然延續這種調整。如果匯率具有彈性，將有助于及時釋放市場壓力、避免預期積累，發揮匯率浮動吸收內外部沖擊的“減震器”作用。相反，如果匯率比較僵化。那么，在某個具體水平上停留時間越長、越辛苦，市場可能會越緊張。因為不使用價格出清市場，必然使用數量手段出清市場。外資機構擔心的不是匯率漲跌，而是“不可交易”的風險，用行政手段限制跨境資本流動，帶來一些不便利。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注意到相關部門在傳達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精神時，仍然強調要堅持繼續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發揮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保持匯率政策的靈活性。當然，無論匯率是固定、浮動還是有管理浮動，都有利有弊。當前面臨的問題是如何避免匯率超調、過度漲跌偏離經濟基本面水平，這可能會對經濟金融穩定產生沖擊。因此，相關部門頻頻發聲并采取措施�？上驳氖牵�我們通過前期采取的穩匯率政策措施，以及最近外部市場環境的好轉和國內經濟的邊際改善，11月份以來人民幣匯率開始企穩，從7塊3毛多升到了7塊2毛錢以內，中間價升到了7塊1毛錢附近。

總之，匯率在市場決定的情況下有漲有跌，不會單邊運動。均衡匯率不是一個點，而是一個區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