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初次分配到再分配，OECD（經合組織）國家也顯示出社會支出越高，基尼系數也就越低，非常明顯的負相關性，這也是作為一個證據，就是說我們要想改善實質性的收入差距，必須用再分配手段，到了這個時候了。”3月1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蔡昉在由《財經》雜志、《財經智庫》和沙特基礎工業公司聯合主辦的“財經前沿——2023《財經智庫》全球經濟信心指數發布會”上如此表示。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蔡昉
談及人口負增長時，蔡昉表示，我們的增長能力即使在人口負增長條件下，不會有實質性的變化。那真正的制約因素是什么呢？增長缺口。
“當總人口負增長以后，跟需求側的因素，甚至還達不到潛在增長能力，比如日本，長期以來的潛在增長率大概1%，但經常還達不到1%，這個1%和不到1%的實際增長率之間叫增長缺口。”蔡昉解釋到。他進一步表示，我們比較擔心的是應對疫情之后，復蘇經濟的時候，正好短期的沖擊和長期的變化接續起來，會不會將來出現增長缺口？這是又一個需要考慮的。
蔡昉認為，供給側和需求側要結合起來。“消費的復蘇不足以支持經濟增長時，需要有短期的措施，比如通過社會保障體系直接消費刺激，比如政府拿出4萬億到真正低收入群體手中。”蔡昉表示。
“長期看，我們分好蛋糕是為了做好蛋糕，我們需求側的因素越來越成為常態，因此，長期的制度建設就是中國特色的福利國家、中國式的福利國家，當然也可以說基本公共服務的全生命、全民覆蓋。”蔡昉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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