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積極探索農作物秸稈資源化利用新途徑，用秸稈替代傳統木材、煤炭等產品，助推農業實現“雙碳”目標。然而，我國單位面積秸稈產量大、作物種植茬口緊，秸稈利用的產業發展并不充分，影響著秸稈利用的經濟效益。
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研究員趙立欣帶來了有關秸稈利用方面的建議，她提出，我國的秸稈利用應從注重數量轉變為追求質量提升，通過加快秸稈高值利用技術研發、建設秸稈高值利用試點縣、強化秸稈高值利用政策機制保障等方式，增強秸稈的高值化利用，促進農業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研究員趙立欣。受訪者供圖
我國秸稈利用產業發展不充分
新京報：秸稈利用是近年來的熱門話題，今年你提出要高值化利用秸稈，依據是什么？
趙立欣：這是基于我國秸稈利用的現實情況提出的。近年來，我國的秸稈利用越來越廣泛，中國農業農村部曾發布《全國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情況報告》，報告顯示，2021年我國農作物秸稈產生量8.65噸，利用率達到88.1%。
能看出，我國已初步形成了“農用為主、五化并舉”的發展格局，秸稈的綜合利用也取得了積極成效，秸稈農用水平、收儲運專業化水平、市場化利用水平、技術標準化水平也有了顯著提升。提出高值化利用秸稈，也是回應國務院印發的《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中明確提出“加快推進秸稈高值化利用”的要求。
新京報：高值化利用秸稈，目前我國秸稈利用還存在哪些難題？
趙立欣：我國的秸稈利用仍面臨著很多困難和挑戰。目前，我國單位面積秸稈產量大、作物種植茬口緊，秸稈利用產業發展不充分，尤其存在秸稈產業鏈經濟效益不高、秸稈產品附加值低等問題。
新京報：面臨我國秸稈利用產業發展不充分的難題，你認為秸稈利用未來的發展方向應該是什么？
趙立欣：我認為秸稈的綜合利用需要從注重數量向提升質量轉變，現在亟需加快推進秸稈高值化利用，提升秸稈產品附加值，實現秸稈利用產業提檔升級，推動秸稈綜合利用走上一條綠色、高值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加快秸稈高值利用技術研發
新京報：近年來，農村生活能源結構發生調整，秸稈不論是作為傳統意義上的燃料、肥料，還是家畜飼料，正逐漸被排除在農業生產之外，秸稈直接還田也并不現實。你認為，作為重要資源的秸稈，該如何實現它的轉化功用，并實現你說的“高值化利用”呢？
趙立欣：秸稈的高值化利用，實際上就是將秸稈資源作為一個重要的子系統，引入到整個農業生產系統的循環路徑里，去尋求秸稈資源合理、環境友好且高效的利用方式。而要實現秸稈高值化利用，我認為技術攻關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我認為需要加快秸稈高值利用技術研發，比如將秸稈中的纖維素、半纖維素、木質素等解聚難度大、轉化成本高等問題納入國家科技計劃支持范圍，并組織跨學科跨領域的科研力量聯合攻關。同時，加快突破秸稈組分有效分離、酶解轉化等關鍵技術的研發，借此來帶動秸稈產業鏈條的延伸，提升農業副產品的增值收益。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研究員趙立欣。受訪者供圖
建議開展秸稈高值利用試點縣建設
新京報：過去幾年，我國各省市地區曾設立不少秸稈綜合利用試點，你提出的秸稈高值化利用建議對這些試點是否有更進一步的要求？
趙立欣：是的，在全國已有的秸稈綜合利用重點縣中，我覺得應該優先支持建設一批秸稈全產業鏈高值化利用試點縣，優中選優，再由點到面進行推廣應用。
我認為秸稈的高值化利用必須按照秸稈收集、儲運、加工、利用等全產業鏈開發和全價值鏈提升的思路，把促進產業化、高值化利用作為主要目標，借此建設出這些優質試點縣，再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可持續的產業發展模式和高效利用機制。
強化秸稈高值利用政策機制保障
新京報：從宏觀政策的角度出發，你認為促進秸稈的高值化利用還有哪些工作要做？
趙立欣：秸稈的不當利用反而會導致環境的污染，因此近幾年我國及各省市均加快且加強了關于秸稈禁燒宣傳、管制、獎懲及農業固廢綜合利用案例收集等提案。但這些還遠遠不夠，我認為目前我國仍需要強化秸稈高值利用政策機制保障。
比如，增設中央財政資金用于支持秸稈高值產業化利用建設，鼓勵區域性秸稈產業化利用，支持承擔秸稈全產業鏈高值化利用試點的主體按照規定享受用地、用電、信貸等優惠政策，并落實相關稅收優惠政策，支持符合條件的秸稈利用主體享受增值稅即征即退、所得稅減征等。只有落到實處的保障，才能促進秸稈利用更加高效合理，指向一個更加綠色、健康的未來農業。
新京報記者 陳璐
編輯 張樹婧 校對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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