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疫情防控形勢的變化，曾經用來幫助疫情防控的各種技術手段和工具相繼退場。
“新十條”落地不久后，多省份相繼取消查驗健康碼、場所碼。在此前的疫情防控中，場所碼的使用對快速開展流調、精準排查發揮了不小作用，在場所發生疫情的情況下，可以通過確診病例、無癥狀感染者或密接者的掃碼記錄，快速關聯到其他掃描過該“場所碼”的人員。這也意味著，相比只顯示到達城市的行程卡，場所碼包含更多個人信息，形成“打卡”地圖。
對于這些涉及敏感信息的“打卡”數據，相關法律條文有何規定？民眾如何加強對個人隱私的保護？
依據法律定期銷毀
《個人信息保護法》對個人信息和敏感個人信息都有明確規定，“處理個人信息應當具有明確、合理的目的，并應當與處理目的直接相關，采取對個人權益影響最小的方式”；“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嚴格保護措施的情形下，個人信息處理者方可處理敏感個人信息”。
敏感個人信息是指，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導致自然人的人格尊嚴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財產安全受到危害的個人信息，包括生物識別、宗教信仰、特定身份、醫療健康、金融賬戶、行蹤軌跡等信息，以及不滿十四周歲未成年人的個人信息。
對于沒有匿名化處理的個人信息，國家乃至地方各地已有明確規定。
《個人信息保護法》總則第六條，處理個人信息應當具有明確、合理的目的，并應當與處理目的直接相關，采取對個人權益影響最小的方式。收集個人信息，應當限于實現處理目的的最小范圍，不得過度收集個人信息。第七條明確，處理個人信息應當遵循公開、透明原則，公開個人信息處理規則，明示處理的目的、方式和范圍。
各地在推行場所碼信息時也完善了相關規則。
數字經濟發達率先使用健康碼、場所碼的杭州，此前就成立了杭州市疫情防控辦場所碼專班。據杭州市公安局參與開發場所碼的一位工作人員此前對媒體介紹，杭州“場所碼”最早在一些賓館、酒店等場所試點應用，這正是借鑒了警方在“智慧治安”信息化項目方面的部分思路。“場所碼其實是將地址信息和人員身份信息關聯起來，每個地點就像我們每個人在社交網站上的ID一樣，都有自己的一個 ‘ID’信息， ‘我從哪里來，去了哪’，通過這個ID，可以知道。”
而這類用來防疫使用的數據，在2020年8月1日正式施行《浙江省公共數據開放與安全管理暫行辦法》中也被明確：重申數據采集的合法、必要、正當三原則；對強制采集生物信息等內容作了規范。明確了有關單位和個人在突發事件應對過程中，有提供處置突發事件相關數據的責任；同時，要求突發事件應對結束后，應當采取封存或銷毀數據等安全措施，保障數據安全。
一位通信界專家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場所碼的技術路徑較為簡單，原理是將健康碼和通訊位置信息綁定起來的，是在已有健康碼信息上的延伸處理。對于個人信息，是誰收集開發就由誰處理的原則。比如，隨著13日行程卡的下線，運營商就宣布刪除了用戶數據。“關于個人隱私數據是有法律規定的，各信息處理方也都有保密的責任和義務，泄露也是違法的。另外，這類數據屬于詳單數據，一般在存儲空間不夠時候，都會被定期清除，數據庫也存放不了那么多的數據。比如，我們所有通話詳單記錄、上網流量記錄一般運營商保存一年左右會被全部清除。”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數字與移動治理實驗室主任鄭磊也告訴記者，場所碼的采集目的是為了流調，這些信息都具有時效性，一些城市的場所碼信息就嚴格遵守了定期銷毀規定，因為不管是從法律規定來說還是前期為了防疫目的來看，過了一定期限后信息都失去意義。
民眾應該如何保護隱私
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5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2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為10.51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4.4%。
在信息化時代，個人信息保護已成為廣大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之一。以手機APP為例，一項調查發現，77.8%的用戶在安裝App時“很少或從未”閱讀過隱私協議，在被調查的150款App中，近三成App存在制造障礙、刻意隱藏和誘導用戶略過隱私協議的行為，受訪對象對于隱私協議的認可程度處于較低水平。
“國家關于個人信息的法律條款已比較完善，但是在此前疫情防控的基層執行中，一些執行者個人隱私保護意識欠缺，就會造成信息泄露和傳播的風險。”上海段和段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劉春泉說，尤其是涉及個人隱私的信息泄漏也會讓電信詐騙、網絡詐騙有機可乘，因此民眾也一定要提升自己的個人信息保護意識。
而個人信息的處理包括個人信息的收集、存儲、使用、加工、傳輸、提供、公開、刪除等。對于個人信息處理者， 民眾也有維權的權利。
《個人信息保護法》第五十條第一款指出，個人信息處理者應當建立便捷的個人行使權利的申請受理和處理機制。拒絕個人行使權利的請求的，應當說明理由。第二款規定，個人信息處理者拒絕個人行使權利的請求的，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個人對其個人信息的處理享有知情權、決定權，有權限制或者拒絕他人對其個人信息進行處理。”上海交大數據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何淵告訴記者，所以個人信息處理者也可以采取更為透明的方式，來解釋數據如何刪除、刪除了哪些數據，匿名化處理后儲存了那些。“如果民眾又進一步需求，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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