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澳大利亞“珍珠與刺激”網站9月1日文章，原題：拜登的中國政策、美國企業和澳大利亞
中國不是歐洲。歐洲聽命于美國，中國則無視美國命令。這對華盛頓來說是不能容忍的，因為它定義了“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而這套秩序是滿足美國利益的。在美國和澳大利亞，仇華如今已達到自冷戰時期歇斯底里以來從未見過的瘋狂程度。
拜登制定中國政策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需要調和美企的不同利益。美國資本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分化的。那些只為國內市場服務的企業與跨國公司有不同的優先考慮。這就是為什么長期以來，美國商業界對自由貿易會有各種不同的看法。
比如，消費領域的企業，蘋果、微軟和特斯拉等希望與自己的生產設施所在國——通常是中國保持良好關系。這些美國跨國公司最不希望的就是臺海沖突，美國及其盟友如澳大利亞也卷入其中。同樣，美國銀行家和美聯儲也不想與中國人對立，因為中國持有萬億美國國債。相反，對于通用動力公司、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來說，與中國的關系越是敵對，他們的利益就越大。
那些將生產外包給中國的美國跨國公司，一定會因最近議長佩洛西竄臺等舉動而越發不安，而美國軍工企業界估計是高興的。與此同時，須將美國軍隊與軍火企業區分開來。后者對戰爭準備的熱愛甚至超過戰爭本身。而軍方往往是政府中的鴿派，他們反對佩洛西的挑釁性訪問。
澳大利亞與中國的關系則不同。很大程度上，中國是我們最重要的進口來源和出口目的地。澳在華投資較少，且我們對中國的房地產投資和華為等企業也是抵制的。我們與臺灣的經濟和戰略關系微不足道。因臺海沖突而與我們最重要的、擁有核武的貿易伙伴（中國大陸）開戰，既是經濟上的自殺，也是不折不扣的瘋狂行為。更何況，我們承認北京對該島的主權。
那為何阿爾巴內塞政府不與莫里森政府對華采取的自取滅亡做法劃清界限，其背后考量不得而知。但澳大利亞利益與美國利益截然不同，對中國的影響也小得多。危險的挑釁行為和反華組織——如“四邊機制”和“奧庫斯”只會助長有害的二元對立，而這并不符合澳大利亞利益。
堪培拉沒有選擇精明和細致的外交，卻與美國軍隊互通有無——而其所到之處都是暴力、不穩定和苦難。新上任的澳部長們沒有對美國的現代外交政策，特別是在越南、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亞的罪行采取批判、懷疑和有歷史依據的觀點，反而接受緊密同盟關系的好處。他們可能還沒像霍華德對小布什那樣諂媚，沒像吉拉德在奧巴馬身邊那樣激動，也沒像莫里森在特朗普的白宮那樣套近乎，但結果將是一樣的，甚至可能更糟。
澳大利亞并非不情愿地被拖入一場自己沒有積極利益的沖突中。自冷戰以來，澳沒有吸取任何教訓，又一次熱情、無腦地接受了它的次帝國角色，其糟糕后果可想而知。
（作者斯科特·伯吉爾，陳俊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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