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宇（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日前，阿根廷宣布將基準利率上調8個百分點至60%，這是其今年連續第7個月加息。受利率與全球資本流動規律支配，美聯儲加息勢必會帶來海外美元回流。對于阿根廷等新興經濟體來說，這不僅意味著舉債成本增加，還意味著不得不面對為應對資本外流而開啟的加息進程。在全球經濟緩慢復蘇大背景下，被動加息會抑制本國投資和消費，由此引發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將使艱難復蘇的經濟雪上加霜。
從這個邏輯出發，不難理解為什么美聯儲步入加息通道之后，大量觀察人士指出，美聯儲加息可能拖累全球經濟復蘇。但是，如果考慮到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以初級產品為主的出口結構，以及生產要素稟賦差異。全球發達經濟體本輪居高不下的通脹對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溢出效應”所帶來的“負外部性”仍然可能被大大低估。
以拉美地區為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2年7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顯示，今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實際GDP增速為3.0%，其中巴西為1.7%，墨西哥為2.4%。遠低于同期印度（7.4%）和東盟五國（5.3%）預測值，甚至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中的尼日利亞（3.4%）。整體來看，IMF最新預測顯示，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中，拉美和加勒比地區今年的實際GDP增速（3.0%），要遠低于亞洲的4.6%、中東和中亞的4.8%、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8%和低收入發展中國家5.0%。
拉美地區國家今年的實際GDP增速在全球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中排名近乎墊底。分析這一問題有很多個維度，但無論從哪個視角展開研究，都繞不開這樣一個通脹的邏輯鏈條。拉美地區外向型經濟結構很容易造成輸入性通脹，世界銀行統計數據顯示，巴西2021年的通脹率為8.3%，而環比前期值僅為3.21%；而阿根廷今年6月的通脹率已經高達64%�？紤]到拉美地區長期“借新債還舊債”的現實困境，通脹以及由此引起的連鎖反應對拉美經濟的副作用是致命的。
面對高企的通脹和不得不啟動的“被動”加息進程，國際社會對拉美是否有可能重陷入債務危機問題高度關注。這主要是因為，發達國家自身經濟陷入“滯脹”后有效需求降低，繼而削弱了以初級產品出口為主的拉美經濟體外貿增速，而外貿增速下降又會帶來還債能力的坍塌。面對因疫情防控而激增的政府支出，拉美國家財政赤字缺口被再次放大。疊加美聯儲加息帶來的美元走強和外資流出等因素，拉美國家的債務違約風險概率顯而易見。
太陽底下無新事，這不由讓人想起歷史上的拉美債務危機。上世紀70-80年代，西方國家啟動加息進程以緩解經濟“滯脹”壓力。在美元走強、油價和初級產品價格下跌等多種因素疊加之下，拉美國家的借債成本大幅飆升，國內通脹上行，推動了更大規模的資本外流，經濟陷入衰退，繼而引發違約。
所以，如果把以上分析邏輯，置于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后拉美國家日漸攀升的財務杠桿率的背景下，那么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即當前拉美地區的經濟形勢和上世紀70-80年代債務危機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就歷史維度而言，造成這一危機的源頭，固然有當時拉美國家大量舉債從而超出了自身還債能力的原因，但導火索卻是不折不扣的美元加息。所以說，拉美一直是美國貨幣政策“泄洪區”的說法可能一點都不過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決策模型里，顯然沒有幫助拉美經濟增長的這一自變量。
但是，“離美國太近，離天堂太遠”的拉美國家并非沒有選擇題。中國經濟穩定增長和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系，就為拉美國家初級產品出口提供了廣闊的市場。而中國和拉美國家經濟發展階段和生產要素上的互補性，也決定了二者具有穩固的合作根基。
隨著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穩步推進，中國與拉美地區經濟合作也在走向深入。當前，中國已與南美洲的阿根廷、秘魯等多個國家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中國-巴拿馬自貿協定談判、中國-秘魯自貿協定升級談判正在穩步推進中。我們有足夠理由相信，搭乘中國發展“順風車”，是拉美國家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有力舉措。
（作者：肖宇 編輯：洪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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