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特約記者 牛小曼 邵群玉】“從《渴望》《北京人在紐約》開始，我就對現實題材感興趣。”正在熱播的農村題材劇集《幸福到萬家》是導演鄭曉龍的新作，該劇講述農村姑娘何幸福（趙麗穎飾演）不斷成長，從農村走進城市，再從城市回歸農村，最終帶領萬家莊實現精神文明進步的故事。“農村小康了以后怎么辦？”鄭曉龍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現實主義”在這部劇中的體現，就是“既要好看，又要反映出農村最近這些年實實在在的變化。”不僅是農村題材，鄭曉龍過往執導的《甄嬛傳》《羋月傳》等古裝劇中，也包含著他的現實主義創作態度，“對人情和人性，一定要有精神滋養”。
鄉村傳統觀念與現代法治的真實碰撞
環球時報：《幸福到萬家》的創作契機是什么？為何將“普法”作為故事線？
鄭曉龍：6年前我看到故事大綱，它根據陳源斌小說《秋菊傳奇》改編而來，講述一個女孩法律意識的覺醒。我們國家一直在推進全面依法治國，這需要全社會共同參與——不僅是執法人員，也包括普通人法律意識的覺醒，特別是農村女性，我覺得對國家未來發展很有意義。我們把《幸福到萬家》的故事放在一個重要時間點——農村已經富起來了，但在精神、法治觀念上并沒有富起來，還存在一些落后的價值觀和風俗習慣。社會發展道路上，會遇到精神文明、法治文明、生態文明建設等問題，這些問題必須要解決，也是我們做這部劇的最大意義。
過去在農村，有些事就靠某個領導說“算了”來“調解”，找不著證據就各打50大板，這是不行的。通過法律弄清事實，通過法律辨明是非，通過法律弘揚公平正義，這才是法治社會。我們當時去安徽（農村）采景，了解當地從2009年開始的情況，農村富起來究竟是什么樣，有沒有“鬧婚”等劇中講到的事，以及服化道、場景等是否符合那個時代。
環球時報：對于外界對劇集細節上的關注，會怕被“挑毛病”嗎？
鄭曉龍：影視是流動的藝術，不能當成固定畫面來看。其實觀眾也應該是這樣，按藝術規律來。如果一幀一幀去看，任何片都能挑出毛病來。如果問我有沒有（細節上的）壓力，我有。
環球時報：劇中如何展現村支書和村民們觀念的一步步轉變？
鄭曉龍：是“幸福”（女主角）在改變他們，讓大家的法律意識逐步提高。如果說“幸福”努力之后大家還是無動于衷，這個片子就沒意義了。其實不是非要改變誰，而是通過作品來讓人們認識到社會在進步。“幸福”的妹妹“幸運”在個人成長過程中也有一些自私的東西，屈服于壓力。但最后事實教育了她，“幸運”做到了關濤（劇中羅晉飾演的律師）說的“我們不能把法律做成生意”，這才是她最后的成長。
不會特意討好觀眾
環球時報：會為了吸引年輕觀眾特意設計情節嗎？
鄭曉龍：我沒有。我覺得寫好人性的基本故事，不管是不是年輕觀眾，都能感受到。有人說我現在拍女性角色很厲害，很受女性觀眾喜歡。其實我沒有特意要討好誰，只是我對“人”很了解，這很重要，關鍵是有沒有設身處地替人們去想。比如設計“幸運”經歷鬧婚事件后回去洗澡的這個情節，如果認真地站在她的角度想，就會覺得很惡心、難受。這些痛苦不光是在心理上，還有生理上。
環球時報：您覺得文藝作品在社會發展中有哪些作用？
鄭曉龍：從《北京人在紐約》《渴望》開始，我就對現實題材感興趣。就算我拍歷史題材，也完全是用現實主義的態度來拍。《甄嬛傳》的批判性，《羋月傳》的家國情懷，我覺得都是現實主義的體現。任何一個片子都要有歷史觀點，要有歷史唯物主義，要有營養。不用很宏觀的理論，但對人、人情和人性，一定要有精神滋養，這些是最簡單的東西。
文藝作品要有“認識價值”
環球時報：您在選演員時比較注重哪些方面？
鄭曉龍：首先得看他/她的氣質和角色是不是吻合。氣質吻合演起來比較容易，演技和外貌都是其次。這次選趙麗穎，她本身就是從農村出來的，對農村比較熟悉。我覺得她身上有“何幸福”的氣質，有一股倔勁兒。其次，我前段時間說過要把演員的選擇權還給導演。導演會反復看甚至修改劇本，所以最清楚用什么樣演員的，應該是導演。
環球時報：國內影視創作近年來有哪些變化？未來該如何發展？
鄭曉龍：這兩年影視行業進行了大調整，現實主義態度的創作有很大進步。人們更注重作品實際質量，而不是單純地把影視作品當成娛樂來掙錢。我不認為我們文藝工作者能去塑造“人”，但能把“人”善良美好的一面表現出來，把錯誤落后的一面揭露出來。做好這些，文藝作品的價值和作用就體現出來了。
文藝作品對現實要有真實反映。先不說文藝作品的批判價值，至少要讓人們對社會現實和這個時代有認識價值。我們搞影視創作是做好外面的“形象”，“思想”自然是在里頭。關注生活語言，才能找到它所對應的精神和思想，一定是真實客觀地寫出時代氛圍和形象。以現實主義態度拍好作品，特別重要。
最新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