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率先建立“生前預囑制度”，其在“臨終決定權”上的觀念引導和制度探索價值不應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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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羅志華(醫生） 編輯 遲道華 校對 盧茜
▲2021年3月21日，北京松堂關懷醫院，一老人在病房外通道散步。通道的末端是雛菊之家，專為兒童臨終關懷設置的病房。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據報道，深圳市七屆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于近日表決通過了《深圳經濟特區醫療條例》修訂稿。其中，第七十八條在“臨終決定權”上做出了大膽突破，規定如果病人立了預囑“不要做無謂搶救”，醫院要尊重其意愿，讓病人平靜走完最后時光。深圳也因此成為全國第一個實現生前預囑立法的地區。
該條新法規，對于不堪忍受過度搶救之苦的臨終患者，是一大福音。人之將死，個人意愿既難以表達，更難得到尊重。尤其當各種導管插進患者身體后，患者說話交流的機會喪失，想表達想法幾乎不可能，即使因過度搶救導致患者十分痛苦，也只能被動忍受，直到生命結束。
但有了生前預囑則不同，臨終搶救是否采取插管、心肺復蘇等創傷性搶救措施，是否使用生命支持系統等，患者均可事先自主做好安排。而且，這種生前預囑具有法律效力，不必擔心醫生和家屬會隨意更改。長期困擾臨終患者家屬的一道難題，也有望從此得到化解。
尤其對于老年患者的子女及其他親人而言，盡管患者已處于彌留之際，若不“盡力搶救”，對己怕留下遺憾，將來自責“是我害了老人”；對外則擔心留下把柄，怕人說不孝、舍不得花錢。倘若老人有多個子女，主張“放棄搶救”的子女，還可能受到其他子女的指責。
在這些傳統觀念、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明知任何醫療措施都已經不可能逆轉病情，仍然“不到最后決不放棄”，就成為普遍現象。在此過程中進行的過度用藥、檢查，甚至過度搶救等，不僅加重了自身經濟負擔，也給患者帶去痛苦，對醫療資源也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費。
有了生前預囑，相關決定來自患者本人，并得到法律的支持，家屬便可以不再面臨這種兩難選擇。同時也給醫生吃上了一顆定心丸。
此前，民間也在大力推廣生前預囑，比如北京生前預囑推廣協會在業界就廣為人知，其相關網站推出的“我的五個愿望”，國內已經有5萬多人填寫。
但這種民間倡導不具法律效力，一旦患者親屬對此有異議，醫療機構及醫生就可能面臨民事侵權索賠，或者主管部門的行政處罰。這種巨大的不確定性風險，讓醫生不敢做決定。也因此，當患者生命垂危之際，醫院仍秉著救死扶傷的醫學精神，對其進行無謂搶救的情況，并不罕見。
通過立法，生前預囑具有法律效力后，醫生在法律框架下做出選擇，將不再顧慮重重。
而這個過程，也是一個從制度層面推動傳統觀念轉變的過程。有時候，不惜代價的搶救，并非是患者所樂見的，也不是對生命尊嚴的最好保護，更不應以此站在道德高地，評判患者子女及醫院、醫生的選擇。
以此而論，深圳率先在全國建立“生前預囑制度”，其在“臨終決定權”上的觀念引導和制度探索價值不應小覷。
建立生前預囑制度，通過立法賦予患者臨終搶救決定權，給患有醫學上搶救治療無望疾病的老人帶來安寧，使他們的離世從“生死兩相憾”變成“生死兩相安”。
也要看到，生前預囑的完善和普及，在我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生前預囑涉及諸多法律和醫學專業概念，患者理解有難度，簽署生前預囑前，要為患者提供專業的指導與服務。包括創傷性搶救是否值得實施、損害與收益如何評估等，也要完善操作規范，使之有章可循。
此外，生前預囑入法，也要避免被惡意利用，比如臨終搶救的醫療開支很大，要謹防健康商業保險夸大生前預囑的作用等。
盡管生前預囑首次入法，規則未必成熟，但深圳在此方面進行的制度性探索，必然會日益累積經驗，為我國普及生前預囑開創一個科學模式，最終讓每位患者都有權選擇自己的臨終搶救方式，能夠從容和有尊嚴地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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