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論
所有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機制創新，最終都要回歸保護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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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生物多樣性，推進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要讓我們生活的家園更綠更美。”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再度提出生物多樣性保護，近日參加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也針對此提出了多項建議提案。
比如，來自云南的全國人大代表曹慶華針對亞洲象國家公園建設，建議建立“象長制”負責落實機制，統籌協調亞洲象保護與肇事防范工作。同時以自然修復為主、人工修復為輔結合的方式，開展棲息地生態系統恢復工程，建設食源地和廊道等，采取建設硝塘、飲水池、泥塘等人工干預措施，修復和提升亞洲象棲息地質量，引導亞洲象穩定在棲息地內生活繁衍。
其實去年2月，云南省林草局就曾向社會征集意見建議，擬在普洱市、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臨滄市等亞洲象分布區域，結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全面推進林長制》的實施建立“象長制”，壓實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保護亞洲象的主體責任。這次曹慶華代表的建議，也是借全國兩會對其進一步加以闡釋和推進。
嚴格來說，這種方式并不算標新立異。當然，如果能夠實施，也算是亞洲象保護的一個機制創新，能夠為亞洲象及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積累寶貴經驗。只是，這種制度好不好落地，未來怎么落地，可能還需要經過更審慎的調研與決策，以及嚴格的法定程序，需要慎之又慎。
其實，創新機制用什么命名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尊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客觀科學規律，回歸到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本質。
具體到亞洲象保護中，必須認識到大象本身之“大”，使得亞洲象的保護有自己的特色和需求。比如說，亞洲象遷徙能力強，經常集群活動，對人類生活環境的影響力大，容易追蹤，社會關注度也高。2021年，一群亞洲象北上又南歸，成了一時的新聞熱點。象群北上事件，最后雖然有驚無險地落幕，但也給保護機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不少野生大型生物，一方面棲息空間與人類生活的空間常有交錯重疊，期望其種群保持在一個與人類絕緣、“純自然”的生態環境中是不現實的；另一方面，由于這些野生動物對外界環境的影響力巨大，人類不主動介入保護也不可取。因此，壓實保護主體的責任，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對野生動物保護來說，“連通重要棲息地之間的生物廊道，促進種群間的基因交流”這些更為基礎的工作，才是更根本的介入。
而從整體的生態環境看，“生物多樣性”是生物（動物、植物、微生物）與環境形成的生態復合體以及與此相關的各種生態過程的總和，包括生態系統、物種和基因三個層次。
生物多樣性保護從進入人類現實生活開始，“怎樣的保護才是最好的保護”這個問題就一直存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者經常要在相對理想化的模式、目標，與各種現實的限制因素之間做出艱難的選擇。從這個角度說，生物多樣性保護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科學范疇，需要充分考慮社會的發展階段與接納度。
不同的物種、地域、保護目標，以及不同的經濟發達程度，都會對保護工作的模式、機制產生影響。譬如，對亞洲象的保護模式，就無法適用于雪豹、金絲猴等，而在云南適用的方式，在東北地區也未必有效。也正因此，保護生物多樣性依然要嚴格落實主體責任，而不是完全靠“某長制”推動，更不能簡單復制這種模式以體現重視。
生物多樣性保護其實沒有單一的完美模式。換言之，生物多樣性保護本身就需要具有“多樣性”。而所有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機制創新，最終都要回歸保護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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