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下行壓力加大。去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今年2月25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都要求，著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加大宏觀政策實施力度。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是否需要設定明確的經濟增長目標，將會釋放怎樣的政策信號，引發廣泛關注。
穩定宏觀經濟大盤、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已成為政策共識，如今的核心是要確定合理的經濟增長區間，并且在政策實施上避免“合成謬誤”和“分解謬誤”。在我們看來，在當前疫情反復多發、外部環境更加不確定的形勢下，發布明確的年度GDP增速目標，以此統籌各個部門、各個地區的政策合力，是當前化解三重壓力和穩定增長的關鍵抓手。
GDP增速目標是否已經失去政策引導作用？
在2014年后，我國調整優化了地方黨政班子和領導干部的考核機制，不再“唯GDP增長論”，而是加入了資源消耗、環境保護、勞動就業、居民收入、債務規模、科技創新等方面的考量。據此，一些專家認為，在中央弱化地方GDP考核的背景下，繼續設定全國GDP目標已經缺乏引導意義；改由人民銀行和發改委等部門發布全國GDP增速預測值，可以更好地引導市場預期。
但需要注意的是，GDP增速在考核中仍具有“系統重要性”地位。“不唯GDP增長論”并不能否定GDP增長目標的引導作用。事實上，其他相關考核指標大都建立在經濟增長基礎上，與GDP增長有著直接或者間接的關系。資源消耗方面的核心指標單位GDP能耗比、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負債率、科技投入等指標等都是直接基于GDP設定的；新增就業、居民收入也與GDP增長密切相關。
同時，單個部門的GDP預測增速難以發揮“全方位引導作用”。從中國的國情來看，某個部門發布全國GDP增速預測值，不僅在技術上面臨預測模型可信度的檢驗，在引領上既難以獲得各個部委的認可，更難以得到各個地方的認可。因此，如果政府工作報告不發布全國GDP增速目標，各個地方、各個部門的經濟決策就會失去明確的參照物，許多經濟活動和政策實施將難以協調。
此外，設定GDP增速目標才能明確宏觀政策調控力度。從貨幣政策來看，貨幣政策的力度很大程度上是根據M2增速與GDP增速、通脹水平來綜合判斷，不確定GDP增速目標，貨幣政策的調控力度難以把握。從財政政策來看，財政赤字率是財政赤字規模與GDP的比率，不確定GDP增速目標，年度赤字規模和財政政策力度就難以確定。從金融穩定政策看來看，GDP作為杠桿率的分母，不確定GDP增速目標，宏觀杠桿率的調控目標也無法確定。
“高質量發展下”GDP增長是否已不重要？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提出，必須實現高質量發展，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加上疫情暴發之前，我國GDP實際增速整體上處于下行態勢，從2010年的10.6%回落到了2019年的6%。據此，一些觀點認為，在新發展階段，經濟規模和GDP增速已經讓位于改革創新、結構調整，GDP增速目標已不再重要。
但事實上，高質量發展建立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正如中央高層所指出的，高質量發展是在經濟保持適當增長的基礎上，更加注重履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新發展理念。推動共同富裕，解決發展問題是第一位的，首先需要通過經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做大做好蛋糕。實現“2035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遠景目標，意味著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要較2020年翻一番，需要將未來15年的年均速保持在4.7%左右。
疫情防控常態化下，GDP增長直接關系企業經營和就業狀況。在疫情暴發和防控的前期階段，通過“六�！闭邅肀３志用窬蜆I和避免企業停工破產是必要的。但隨著疫情局部反復和防控常態化，保持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才是解決企業經營和居民就業問題的根本之策。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研究團隊1月24日發布的調研結果顯示，超過1.5萬家樣本企業（其中小微個體戶約占九成）的營收和利潤率在去年四季度均有所下滑，近50%的樣本企業面臨經營成本壓力和市場需求疲弱問題，同時2021年12月16~24歲青年的調查失業率高達14.3%，穩定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已經越來越突出。
以GDP增速目標聚合各方政策合力
2022年的GDP增速目標確定在5%~5.5%比較合理。我們認為，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確定經濟增長目標有助于統一各個部門、各個地區的共識，有助于推動各方面政策的制定實施，也是扭轉市場預期的重要抓手�？紤]到與前幾年經濟發展目標的延續性、保障2022年充分就業需要的經濟增長、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需要的增長速度，以及全國GDP增速目標與各地目標的關系（31個地區2022年GDP增速目標的加權平均值為6.1%），2022年全國GDP增速目標設定在5%~5.5%左右比較合適。
各方政策“錨定”GDP增速協同發力。2月2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要加大宏觀政策實施力度，穩定經濟大盤”，年度GDP增速目標無疑是宏觀政策協同發力最重要的“錨”。圍繞這一目標，貨幣政策可以進一步明確年度貨幣信貸增速目標，在前期降息降準的基礎上，運用降準降息等政策工具盡早發力，進一步解決當前中長期貸款需求仍然不足、“M2、M1剪刀差”擴大等結構性問題。財政政策應積極利用去年預留的財稅空間，在積極推進“減費降稅”、支持基建投資的基礎上，在全國層面發放消費券，盡快提振消費，通過供需聯動擴大內需。
（沈建光系京東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朱太輝系京東科技集團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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