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的發展再次被提至重要高度。
1月16日，《求是》雜志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的重要文章《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文章指出，發展數字經濟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數字經濟健康發展，有利于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有利于推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有利于推動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
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7.8%，數字經濟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此前，國務院印發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下稱《規劃》）提出，到2025年，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10%。開年以來，包括上海、浙江等多地也在加大部署，力推數字經濟發展。
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
《規劃》明確，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主要經濟形態，是以數據資源為關鍵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為主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融合應用、全要素數字化轉型為重要推動力，促進公平與效率更加統一的新經濟形態。
上述文章指出，要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推進重點領域數字產業發展，規范數字經濟發展，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積極參與數字經濟國際合作。
賽迪顧問業務總監高丹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數字經濟涵蓋范圍廣，既包括與信息化相關的軟硬件——數字產業化，也包括通過數字經濟驅動傳統產業數字化升級——產業數字化。從發展長久性、持續性來看，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最關鍵問題就是核心技術攻關，這既關系到產業的長久發展，也關系到產業鏈、供應鏈的完善和補齊問題。
在高丹看來，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方面，中國目前既面臨機遇也面臨挑戰。從機遇端來看，中國IT產業發展多年，整體產業和企業競爭力大幅增強，同時數字時代的到來重構了傳統IT架構和生態，為IT產業發展提供了新機遇。從挑戰端來看，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正面臨著全球供應鏈不穩定的挑戰。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既要發揮制度優勢，在加大研發投入、集聚研發人才、強化應用示范等方面開展相關支持，在創新制度方面做工作，也要尊重ICT產業和數字經濟產業的特點和發展規律。
“ICT產業和數字經濟產業技術更迭很快。我國目前數字經濟的優勢在應用端，要將應用端的優勢嵌入和反饋到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方面，加快對本國關鍵核心技術的應用，并形成以中國企業為主的生態圈。”她認為。
與實體經濟融合提速
隨著我國數字經濟強勁發展，數字基礎設施與用戶規模已十分龐大，與實體經濟的融合也在提速。
官方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已經建成全球最大的光纖網絡、4G和5G獨立組網網絡，網民規模位居世界第一。具有影響力的工業互聯網平臺超過100家，連接設備數超過7600萬臺套。
上述文章指出，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要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方向，推動制造業、服務業、農業等產業數字化，利用互聯網新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鏈條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發揮數字技術對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同產業深度融合，加快培育一批“專精特新”企業和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
去年7月，工信部部長肖亞慶在一篇署名文章中表示，數字化轉型已不是“選擇題”，而是關乎生存和長遠發展的“必修課”。
近日，《“十四五”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發展規劃》《“十四五”智能制造發展規劃》等一系列規劃對外發布，從創新、應用、供給、支撐等多方面，推動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高丹認為，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是應用端的問題。從融合領域看，結合我國“制造強國”和“網絡強國”發展戰略，制造業領域是未來最重要的融合方向，但我國制造業信息化基礎相對較弱，中小制造業企業數量多、利潤低，數字化應用進程任重道遠。
“國家和政府引導扶持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數字化企業要設計和推出成本低、可解決復雜信息系統的產品和服務。”高丹稱。
同時，文章指出，同世界數字經濟大國、強國相比，我國數字經濟大而不強、快而不優。還要看到，我國數字經濟在快速發展中也出現了一些不健康、不規范的苗頭和趨勢，這些問題不僅影響數字經濟健康發展，而且違反法律法規、對國家經濟金融安全構成威脅，必須堅決糾正和治理。
高丹提醒，數字經濟發展必然會帶來數據安全等問題，信息安全企業和制度法規也要跟上，保障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安全。
多地加大部署數字經濟
除了中央層面的規劃，各地在2022年伊始也加大了部署，從發展和治理等方面完善數字經濟發展。
1月12日，上海市政府召開《上海市數據條例》（下稱《條例》）配套政策解讀新聞發布會，《條例》已于去年11月25日經上海市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于今年1月1日生效。該會議也是今年上海市政府第一場新聞發布會。
上海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吳清介紹說，為保障《條例》盡快順利落地實施，上海市政府研究制訂《貫徹實施〈上海市數據條例〉配套工作分工方案》，梳理了七方面37項配套措施任務，按照“能快則快、能早盡早”“成熟一項、推出一項”的原則，計劃于今年3月底、6月底、12月底三個重要時間節點，分批出臺配套政策或完成配套措施，在年內基本建成數據領域“1+X”制度體系。
吳清表示，上海作為超大城市，要實現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城市數字化轉型是必由之路，既要靠法律、制度，也要靠數據技術。制定出臺《條例》，就是要為上海城市數字化轉型打下堅實的制度基礎，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條例》的出臺，標志著上海城市數字化轉型‘1+1+3+3’政策框架已初步建立。”
和去年一樣，蘇州今年召開的新年第一會——蘇州市數字經濟時代產業創新集群發展大會，繼續聚焦“數字”，并拓展和延續了2021年的“智能化改造和數字化轉型”主題。
會上，2022年蘇州市委、市政府“一號文件”——《蘇州市推進數字經濟時代產業創新集群發展指導意見》發布。明確“十四五”時期，蘇州將動態投入超1000億元專項資金，用以支持數字經濟時代產業創新集群發展。
數字經濟大省浙江1月11日召開數字經濟系統建設工作會議，會議強調，數字化改革是浙江省新發展階段全面深化改革的總抓手，數字經濟系統建設是浙江省實施數字經濟“一號工程”、構建以數字經濟為引領的現代產業體系的重要路徑，“產業大腦+未來工廠”是浙江數字經濟系統建設的“路”和“橋”，是一次對產業體系、主體關系和治理體系的系統重塑和集成創新。
在中國科學院大學中國創新創業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柳卸林看來，在數字化時代，越來越多的數字化相關產業會在發達省份集聚，導致區域之間的創新能力差距拉大。同時，數字化加速了新興產業成長和集聚的過程，為部分落后省份提供了追趕的機會。政府應不斷完善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制定明確的區域數字經濟產業發展政策。
中國信通院數據顯示，2020年有13個省市數字經濟規模超過了1萬億元。賽迪顧問首席專家、城市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高翔對記者表示，區域數字經濟未來發展需要關注“兩端發力，彰顯特色，多點示范，躍升發展”。
他解釋說，兩端發力是指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彰顯特色是指由于各城市群、都市圈的資源稟賦不同，也承擔著不一樣的使命，因此會沿著不同的方向發展。“而在多點示范和躍升發展方面，我國已經陸續批復一些國家級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示范區，未來會進一步在更大的領域形成多樣和系統的示范。比如在核心應用場景方面，要依托我國特大內需市場的優勢，以及已有的ICT領域比如5G、工業互聯網等優勢，實現躍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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