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論
法院在嚴格依法的基礎上兼顧情理，盡最大可能實現“情理法”相融相通，提升司法的溫情，不失為有益的嘗試。
1月10日，山東省青島市城陽區人民法院對江秋蓮訴劉暖曦（曾用名：劉鑫）一案作出一審判決：被告劉暖曦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賠償原告江秋蓮各項經濟損失496000元及精神損害撫慰金200000元，并承擔全部案件受理費。
2016年11月，江秋蓮的女兒江歌在日本東京被陳世峰殺害。在日本，“陳世峰故意殺人和恐嚇案”是一起標準的刑事案件，陳世峰為被告人，江歌與劉暖曦均為被害人。而在國內輿論場上，“江歌案”的主要對立雙方則是江歌母親與劉暖曦及其家人，并在沖突擴大后，最終走上法庭。
一審宣判后，媒體多使用“原告江秋蓮與被告劉暖曦生命權糾紛案”來命名此案。但從法院審理和裁判內容可以看出，這一案件名稱并不準確。劉暖曦在案發后的應對不當，侵犯的并不是江歌或江母的“生命權”，法院支持的精神損害撫慰金也不是基于生命權糾紛的侵權賠償。“江秋蓮訴劉暖曦侵權賠償案”早已超出生命權糾紛范疇。
在一審裁判中，法院認定的理據有兩個重點。其一是法院認為“根據現有證據，作為被救助者和侵害危險引入者的劉暖曦，對施救者江歌并未充分盡到注意和安全保障義務，具有明顯過錯，理應承擔法律責任”。這里明確認為劉暖曦在案發時行為有“明顯過錯”。
其二是法院認為“劉暖曦作為江歌的好友和被救助者，在事發之后，非但沒有心懷感恩并對逝者親屬給予體恤和安慰，反而以不當言語相激，進一步加重了他人的傷痛，其行為有違常理人情，應予譴責，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并負擔全部案件受理費”。這里指向的是案發后劉暖曦的過錯。一審法院除認定劉暖曦應承擔民事賠償外，也不尋常地在裁判文書中對其進行了道德譴責。
如我們所知，一方面，法律是國家制定的強制性規范，本身就是多數人意志的產物，集中體現了多數人所認同的情與理；另一方面，法律只是底線的道德，不是也不可能是情理的全部。道德裁判向來為司法裁判所警惕，但近年來，將情理法融入裁判文書卻有了越來越多的個案實踐。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成為被提倡的司法追求。
事實上，法院能在嚴格依法的基礎上兼顧情理，盡最大可能實現“情理法”相融相通，提升司法的溫情，無論對個案還是對審判，均不失為有益的嘗試。
就此案而言，具有確定性的基礎事實是：劉暖曦并非兇手。因此，對江歌之死，劉暖曦亦不負刑事責任。劉暖曦在民事法律關系中對江秋蓮負有賠償責任，取決于劉暖曦對江母有侵權行為，且該侵權行為造成了對方傷害，依法應予承擔賠償責任。
僅從媒體披露的裁判中的說“法”部分來觀察，一審法院認定了劉暖曦對江母負有侵權賠償責任，同時也認可了劉暖曦僅負部分賠償責任。這是因為一則劉暖曦并非兇手；二來劉暖曦雖有過錯，她承擔的法律責任應與其過錯相當。綜合考量各項因素后，一審法院對江秋蓮主張的有證據支持的各項經濟損失1240279元，酌情支持496000元。
另有一項20萬元的精神損害撫慰金，系法院考慮劉暖曦在事發后對江母發表刺激性言論所裁斷。這樣的賠償比例分配是否適當，其背后的劃定邏輯和標準是否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和證據支撐，還有待更多事實的披露。雙方當事人是否認同這一裁判結果，一審裁判是否會成為生效裁判，也有待時間來回答。
從個案的正義來說，不管追求何種“情理法相統一”，嚴格依法都是第一位的要求，兼顧情理不但不會因嚴格依法而失色，相反，相得益彰的“情理法交融”會更顯法治成色。
原標題：“江母訴劉鑫案”，不只是一場簡單的生命權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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