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吳斯旻
[ 隨著大城市老齡化程度加深，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不足將制約大城市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未來大城市能否持續迸發活力，離不開外來人口的持續流入和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市民化。 ]
過去十余年來，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39個百分點。2019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首次突破60％，并在2020年升至63.89%，城市數量達687個。
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稱，近十年來，中國城鎮化已完成了由“鄉村中國”到“城鎮中國”的蛻變，并逐步進入城鎮化發展的中后階段——中國城市發展體系已從單中心轉為多中心，都市圈、城市群將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
截至目前，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重慶、蘇州、成都、杭州、武漢、天津、鄭州、西安、青島和長沙等14城市陸續實現了常住人口超過千萬、GDP超過萬億元人民幣。
但倪鵬飛也表示，雖然在中國城鎮化高速發展的階段，誕生了一批“雙萬”城市，不容忽視的是，目前，中國的城鎮化水平仍低于一些同等發展階段上的國家。
“接下來，推動構建中小城市帶動小城鎮、中心城市或超大城市帶動中小城市、都市圈帶動城市群的協同發展體系，是進一步釋放中國整體經濟發展活力的關鍵。”倪鵬飛稱。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明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依托輻射帶動能力較強的中心城市，提高1小時通勤圈協同發展水平，培育發展一批同城化程度高的現代化都市圈。
伴隨大城市的發展規模持續擴大，如何紓解大城市病，并統籌好大、中、小城市發展的協調性，正成為城市治理的重點。
“在人口持續流向大城市的過程中，產生了一些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問題，這些新問題制約了城鎮化質量的繼續提升。”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亮在對第一財經表示。
馬亮舉例稱，2020年中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5.4％，低于常住人口城鎮化率18.5個百分點，近十年來，人戶分離比例不降反升，戶籍制度亟待改革；城鎮化發展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但城鄉高房價收入比卻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正向影響，二者形成對沖；流向城鎮的流動人口比重仍在提高，但大城市新市民和青年人的住房困難、公共服務水平不均衡等問題也進一步凸顯。
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強調，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
在2014年發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中，堅持“以人為本”的價值導向就已經明確，但現階段繼續使用“推進”一詞，馬亮稱，更應注重在“共同富裕”“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如何平衡好不同人群的發展訴求，推動全體人民住有所居。
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人戶分離人口近4.93億人，其中流動人口近3.76億人，十年增長近70%，是城市新市民和青年人的重要組成部分。
根據7月初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于加快發展保障性租賃住房的意見》，擴大保障性租賃住房供給，緩解住房租賃市場結構性供給不足，推動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促進實現全體人民住有所居的重要路徑。2021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稱，探索新的發展模式，堅持租購并舉，加快發展長租房市場，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
“當前，中國城鎮住房市場已告別總量短缺時代，一些區域甚至出現飽和乃至過剩的現象。但結構性供給不足的問題卻更加凸顯，這一部分的供給不足問題，將給中國未來15年里帶來約150億平方米的樓市增量。”倪鵬飛稱。
馬亮進一步表示，隨著大城市老齡化程度加深，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不足將制約大城市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未來大城市能否持續迸發活力，離不開外來人口的持續流入和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市民化。從需求側來看，新增市民規模的擴大，也有利于進一步擴大內需，增加城市居民消費總量，帶動整體消費升級。而外來人口能否留得下來，取決于房價租金水平、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受尊重程度等多重因素。
背靠大城市，中小城市也將迎來發展機遇。
倪鵬飛稱，由于經濟的空間活動受聚集和擴散兩種力量支配，當城鎮化水平突破50％，大城市不可避免地會發生人口與產業的外溢現象，理想狀態下，周圍中小城市將承接這些人口和產業轉移帶來的紅利。
“但這些發展機遇最終能否達成，還取決于城市群經濟圈的整體規劃，不斷減少要素流通壁壘，并推動優質公共服務的同步外延。預計‘十四五’期間，在城市群內部，中小城市將迎來發展的重要機遇期，成為城鎮化水平繼續提升的主要推動力。”倪鵬飛稱。
最新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