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高質量發展來從根本上防范化解各類風險，推動中國經濟順利完成結構調整與發展模式轉換，為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打下堅實的基礎。
日前，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人民日報以《必須實現高質量發展》為題撰文，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宏觀經濟穩定性增強的發展。要始終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完善宏觀經濟治理，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增強宏觀政策自主性，尤其要針對經濟波動，做好宏觀政策跨周期設計和逆周期調節，加強預期管理，著力用高質量發展來從根本上防范化解各類風險，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長期均衡。
經濟增長具有周期性波動的特點，從各國經濟增長史看，一些高速增長的經濟體，經濟大起之后出現大落，會破壞生產要素和社會財富，有些國家能夠通過改革與調整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但很多國家往往一蹶不振。發達國家如美國曾先后經歷大蕭條、經濟滯脹以及次貸金融危機等波動，呈現周期波動。而日本則在持續高速增長之后因經濟泡沫破滅而陷入長期的停滯狀態。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的過程中，經過一段時間的經濟高速增長使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收入水平時，往往因為發展過程中形成的腐敗、貧富分化、依賴粗放式發展方式等問題出現增長停滯不前的現象，被稱為中等收入陷阱。
大起大落的周期性波動與經濟增長方式有關，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在高速增長的過程中容易形成經濟泡沫，即市場預期過好造成不斷增加杠桿形成自我強化，最終債務的積累與結構性問題使得不可持續的經濟出現泡沫與泡沫破裂。尤其是，自1980年代美國馴服滯脹以來，逆周期調節成為主要經濟體的主流理念和操作，即經濟過熱時緊縮貨幣政策，經濟衰退時采取寬松貨幣政策與積極財政政策進行刺激。
這種逆周期調節是以盯住通脹目標為準線，但是，諸如美聯儲等并沒有將資產價格納入到物價指數組合當中，導致美國在納斯達克泡沫、“911”、次貸危機后不斷以降低利率刺激經濟，刺激市場不斷增加杠桿投資樓市和股市，推動資產價格持續上漲，形成債務積累與貧富分化。日本在1980年代就存在這種陷阱，即日本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導致“資產通脹”，股市和樓市齊飛，但因為同期日元不斷升值，壓低了日本通脹，使得日本繼續寬松的周期過長，形成了巨大的泡沫。
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曾由逆周期調節主導宏觀經濟政策，形成“松-緊”的政策周期循環，這種強調經濟總量增長的政策導向，往往會鼓勵市場通過加杠桿的方式進行資產投資，擴大規模，但依靠債務驅動的資產型增長蘊含風險且不可持續，長期熨平經濟周期波動的代價可能是擴大周期波動能量的破壞性，只有及時轉向高質量發展，才能在增強發展質量的同時，增加宏觀經濟穩定性，避免債務驅動的大起大落的周期破壞性。
但是，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是風險易發高發的時期，因為存在周期性、結構性問題，要在增加高質量部門的同時，逐步優化結構，抑制低效率、低質量的部門，而后者占據經濟最龐大的比例，抑制和調整會引發震動，使得整個體系的脆弱性增強，而高質量部門在短期內無法起到主導作用。對于中國而言，轉型時期恰逢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經濟充滿不確定性的條件，外部環境的沖擊使得中國經濟轉型面臨內外宏觀穩定條件稀缺的挑戰。
因此，就如劉鶴副總理在文中所說，首先，高質量發展要從供給側發力增加供給質量，通過優化經濟結構提升經濟穩定性；其次，要始終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宏觀經濟是一個不可中斷的連續進程，也是新舊動能轉換的過程，要在穩中求進，把握好平衡；其三，完善宏觀經濟治理，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增強宏觀政策自主性，針對經濟波動，做好宏觀政策跨周期設計和逆周期調節，加強預期管理。
更重要的是要堅持底線思維，防范化解各種重大風險特別是系統性風險，用高質量發展來從根本上防范化解各類風險，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長期均衡，突破西方經濟學的局限，避免歷史的錯誤，推動中國經濟順利完成結構調整與發展模式轉換，為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打下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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