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保興：離開了科創活動，財富積累是短時的

“城市作為財富中心，最持久的力量就是科創活動，如果離開了科創活動，財富積累是短時的。”10月24日，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原副部長仇保興在由《財經》(博客,微博)雜志、《財經智庫》主辦的“2021全球財富管理論壇”上表示。

在他看來，與自然的生態相似，城市的創新系統是創新創業的主體，需要政產學研用，包括機構共生，“只有協同共生，才能為創新創業提供肥沃的土壤。產業鏈與創新鏈可以跨時空深度融合，通州作為北京副中心要抓住機會窗口”。

仇保興認為，副中心應該結合自身優勢，因地制宜制定人才吸引戰略，積極引入目標城市的豐富人才資源。國家級科創中心意味著國家級的科創生態體系，應該給科創者最大的創新自由度，以利復雜的科創生態體系快速生成。創新宜居宜業大環境、吸引人才是科創中心建設的基礎性工作。

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原副部長仇保興

以下為發言實錄：

仇保興：今天我跟大家交流的是“如何提升城市科創動能”。城市作為財富中心，最持久的力量就是科創活動，如果離開了科創活動，財富積累是短時的。

首先，我們需要了解當前所面臨的機遇與使命。從工業革命到數字革命，科技強國崛起的歷程都伴隨著科學技術的革命：第一次以天文學和經典力學等帶動了英國、法國；第二次電氣化的革命帶動了美國和德國；第三次數字和技術使德國和日本變得更強大。在科技創新方面，中國需緊緊抓住第三次產業革命，才能實現彎道超過。

這給了我們許多啟示。我們正處在第三次工業革命到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階段，從互聯網經濟轉向智能化、數字化的周期。在這個周期過程中，如果抓住了機會窗口，就可以把北京副中心打造成科技創新的高地。

從當前科創所面臨的問題來看，在全球科技創新中心指數排名前10位的城市中，中國除了北京以外，其他城市都沒有上榜。根據日本提供的數據，從人民幣的評價購買力計算，中國的研發費總額已接近美國水平，但實際的科技轉化成果只有45%，這個數據在發達國家是80%，產業化率發達國家是25%，而中國是5%，其次不論貢獻比例還是產值占比都較發達國家有明顯差距。

原因是什么？在國際上，50%的科學家是技術研發者和擴散者。國內由科學家直接擔任CTO的數量比例相較于國外少好幾倍，這恰恰說明我們的雙創還沒有到位，特別在科研領域。

今年5月28日，在兩院院士大會上，習總書記重要講話中提出：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這“四個面向”和“三大戰略”是非常重要的。

創新離不開主體，主體與創新就像植物與土壤的關系一樣。工業革命前期，是線性的創新。轉入工業革命后期，主要是產學研協同合作研發，這個創新體系是比較清晰的。

到后工業革命時代，也就是到生態文明時代，數字和人工智能起了很大的作用，這時候新型創新生態是混合的、是共生的、產學研組織之間的關系更加復雜，而且相互之間處在完全共生的狀態。

所以，我們要創造一個創新創業生態的演進路線，必須以生態為中心，把技術、知識、制度各方面鑲在一起。

大家可以看到，創新生態有許多是模糊的，有許多是混沌的。我20年前出版過一本《小企業集群研究》，當時我預測深圳的創新成果會超過上海，但是深圳當時的科研人員和科研投入只有上海的1/3，但我們在當時已經預測到整個深圳的創新生態已經形成，這個生態是錯綜復雜的關系。這種關系一旦形成了，等于樹苗有了沃土。

與自然的生態相似，城市的創新系統是創新創業的主體，需要我們政產學研用，包括機構共生。只有協同共生，才為創新創業提供肥沃的土壤。產業鏈跟創新鏈可以跨時空深度融合，產業鏈用創新鏈去補，通州作為北京副中心要抓住機會窗口。

傳統的既定模式還處在工業文明后期，到新經濟領域則要靠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給我們帶來超級鏈接，超級感知，超級算力、超級儲存，這四種新的力量與傳統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給了我們很重要的機會窗口來創造財富。

副中心作為財富中心，首先應該是科創中心。這一點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20號樓給了我們啟示。這個樓非常普通，是二戰初期美國軍方為了應對二戰的新型武器研發，在校園里臨時搭建的一棟臨時建筑，建造時的目的就是讓科學家聚在一起完成軍方的科研任務。

由于時間非常短，這個樓只花了幾天時間就設計完成。建設也只花了幾個月時間，是個臨時建筑。當時的使用年限是10年，面積是3萬多平方米。正因為它在規劃時就被定為“臨時建筑”，所以在這個樓里工作的科研人員可以自由打洞、自由拉線、自由開窗，每個科研人員都能對自己所處的工作環境進行需要的改造。因此這棟樓皮也就成了一個科創人員微觀自由度最高的地方。科研最高峰的時候，這個樓里集中了美國1/3的頂尖物理學家，而且這個樓正因為它充分的自由度，所以被稱為麻省理工學院“創新的靈魂”。

本來按計劃2號樓10年就到期需拆除，但即使到二戰后由于這棟樓過于“自由”，校方和科研人員始終還舍不得拆，一直到最后這個樓因質量問題必須要拆才作罷被拆除。后來經過統計，在這個樓里走出了9位諾貝爾獎的獲得者，150多位美國科學院的院士，數千項重大科創成果，被稱為整個劍橋地區的創新中心。為了紀念這段自由創業的歷史，蓋的新樓也是仿造原來的模樣，但自由的程度卻漸漸已經消失。

這說明什么呢？作為科創中心就應該給予科技人員最大的自由。習總書記在2016年5月份兩院院士大會上說了“兩個不能”：不能讓繁文縟節把科學家的手腳捆死，不能讓無窮報表和審批把科學家的精力耽誤了。不要以出成果的名義干涉科學家的研究，不要用死板的制度約束科學家的研究活動。但直到現在“兩個不要”和“兩個不能”很多地方都沒落實。

科研人員職務發明成果分成比例非常重要，這會強化激勵機制，激發科研人員科創積極性。西南交大被稱為科創的“小崗村”，它率先把科創的職務發明成果從過去的“國有”變成“國家與個人混合所有”。學校代表國家占30%，職務的發明人、牽頭人、科技團隊占70%，不要經過大學里面科研處長、財務處長審查，直接以“三七開”的比例劃分。因為行政審批大大簡化，現在在四川全省推廣這個經驗。我覺得在財富中心也應該有這樣的做法。

科創的大環境與財富中心有什么關系？科技創新超大企業與小企業，對科創的環境要求是不同的，比如任正非就曾說過：“政府只要將學校、醫院、交通與公園建好，其它不要管，就是好環境。”他這種說法是對的。因為華為作為一個超級的科創企業，本身就是一個創業的大環境。但是對量大面廣的初創企業，特別是北京，大量的科技人員要到通州創業，這些初創企業一定要與通州“宜居、宜業、宜創+風險合理承擔”。

在科創中間有兩類非常重要的知識：一類是“沉默知識”，必須要人見面、討論、碰撞；另一類是公開傳輸的知識，叫“顯性知識”，網上可以傳，書上可以摘。沉默的知識占整個科創轉化的80%以上，甚至達到90%以上，有的城市為了提高科創成果，增強咖啡館的密度。各類“創新”往往就是在科學家的對話和交流中間迸發出來。

李克強總理講過“放管服是不花錢的科創”。我們要放寬科創機構的設立門檻，這一點通州要做，因為在北京設立一個民非的科創機構是非常非常難的，去年一共才設立了一兩個。另外，要推進綜合用地的負面清單制，也就是說我們學習麻省理工學院的20號樓的經驗，事先規定好，不能從事有環境污染、耗能大等具“負外部性”的活動。深圳利用“綜合用地”的模式推進了近十年，這給了科創企業最大的用地自由度，空間利用的自由度，這一點很多大企業做不到。

“對科技項目實行掛帥揭榜制，不論資歷、不論年齡、地域和所有制”，只要把這個任務完成，而且有足夠證明很多科研人員能夠完成任務。

對科創成果采取包容審慎的監管，許多科創成果的用途、使用范圍都是不確定的。在財富中心，應該比其他地方有更多的科創孵化器、科創的加速器，以及大大小小的圖書館、博物館，這些都很重要。

許多科創明星在初期的科創過程中都是進入大學里獲取靈感，初創企業沒有足夠的資金購買大型的設備，所以它應該利用加速器。加速器里配置必要的儀器設備，按小時租用，國內很多儀器商也愿意在政府指定的孵化器里把這些儀器裝上，采取租賃的方法，而且效果非常好，這一點我們應該作為一種基礎工程來做。

從實際工作中我們可以發現，同類企業也可以促進創新，引進一個頭部企業往往可以頂上幾十個企業的創新成果。同時如果能引進一個優質的大學，地區的知識溢出效應將比其它地區更好。

上規模的企業集群，如果有很多企業組成一個集群，成建制的在這里培育，比一個優質的理工大學還好。再加上宜居的環境，宜創的環境。所以，首先科創的基礎就是允許能夠成立科研機構，特別是民非機構，要有政策激勵科創，風險由政府共同承擔，有大型科研儀器設備租賃使用，這些都是科創中心所需要具備的基礎。

同時，我們還要加快科創活動的全球化。科創活動需要超級大循環，讓全人類共享科技成果，因此任何一個城市，都應該對標國際一流科創城市，優化營商環境，通過多種形式開展國際科創合作。

做個總結，副中心應該結合自身優勢，因地制宜制定人才吸引戰略，積極引入目標城市的豐富人才資源。國家級科創中心意味著國家級的科創生態體系，應該給科創者最大的創新自由度，以利復雜的科創生態體系快速生成。創新宜居宜業大環境、吸引人才是科創中心建設的基礎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