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的生命健康只是美國政客利益算計中的一個數字，甚至可以忽略不計。“資本至上”大于“生命至上”，嚴重扭曲了美國的疫情應對，從一開始就讓美國抗疫走上了錯誤方向。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發公共衛生危機，政府必須盡最大可能救治受感染民眾、阻斷傳播鏈條。然而，在自詡為“民主燈塔”“人權楷模”的美國，疫情應對卻始終被資本利益牽著鼻子走，資本利益而非公眾福祉才是政客們優先考慮的對象。資本主義的逐利本質，決定了美國“資本至上”大于“生命至上”。這是美國抗疫過程的真實寫照，是導致美國抗疫失敗的重要原因。
在美國政客眼中，民眾的知情權、生命健康權在資本利益面前微不足道。疫情發生之初，時任美國領導人為保股市，刻意忽視疫情預警，淡化疫情風險，浪費了疫情防控的“黃金窗口期”。據《紐約時報》網站報道，白宮新冠病毒應對工作組與國家安全委員會2020年2月14日合作準備了一份疫情應對備忘錄，明確建議采取一系列嚴格管制措施。然而，美國政府決策層在聽取相關措施將導致美國股市崩盤的判斷后，立刻否決了該備忘錄。同樣也是美國媒體報道，美國多名國會議員一邊隱瞞疫情，一邊卻在大量拋售股票。有美國網友辛辣地諷刺說：“戲院失火時他從出口溜走了，同時還順手把戲票賣給了婦女兒童。”這些美國政客眼中只有資本利益和個人私利，從一開始就讓美國抗疫走上了錯誤方向。
在美國政客眼中，短期經濟利益始終凌駕于公共衛生安全之上。疫情全面暴發后，美國聯邦政府和許多州政府急于在尚未真正控制住疫情的情況下重啟經濟，導致美國疫情反彈。一年多來，美國疫情始終走不出“惡化—緩解—惡化”的怪圈，一再出現波峰，與政府在追求短期經濟利益和維護公共衛生安全之間政策搖擺不定密切相關。與美國疫情嚴峻形勢相伴隨的，是美國股市的畸形繁榮，而從資本市場上受益最多的則是富人群體。數據顯示，自2020年3月23日觸及低點后，美國股市一路飆升。至2021年1月，600多名美國億萬富翁的財富總額從大約2.947萬億美元增加到4.085萬億美元，增幅達38.6%。疫情加劇美國社會貧富分化鴻溝，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直言，美國的疫情應對“在流行病學和經濟層面上都是失敗的”。
在美國政客眼中，自然進化中的優勝劣汰法可以成為他們漠視生命的堂皇借口。在回答為什么新冠病毒感染者中死去的多是窮人、老人以及弱勢群體難以獲得核酸檢測機會時，時任美國領導人曾回答“這就是生活”。這個答案“非常美國”，因為在這樣一個國家，“急救床位寧可空著，也不給窮人治病”等怪象，“不愿看到公共衛生措施損害美國經濟”等謬論，以及“故意犧牲老年人、工人、非洲裔和拉美裔人口”等悲劇層出不窮。據報道，在美國，一個沒有醫保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接受治療的費用可能高達數萬美元。蓋洛普公司一項民調顯示，美國平均每七人中就有一人由于無力支付高額的醫療費用，即使出現感染癥狀也不敢就醫。“資本至上”嚴重扭曲了美國的疫情應對，民眾的生命健康只是美國政客利益算計中的一個數字，甚至可以忽略不計。
“就像人一樣，一個國家在危難之際也會顯露出真正的面目。”一位歐洲記者在記錄美國抗疫進程時如是寫道。抗疫期間，民眾利益和資本利益在美國政治決策中被本末倒置，并非偶然現象。美國專欄作家拉娜·福魯哈爾指出：“幾十年來，美國政府所做的政策決策，都毫無例外地在整體上偏向私營部門，尤其是大型公司的利益，而忽視了國家和勞動者的利益。事實證明，這給我們的健康和經濟造成了巨大損失。”
透過疫情棱鏡，人們清楚地看到，美國政治體系呵護的是資本利益。美國政府所標榜的民主、人權、平等等概念，早已被金錢異化，成為虛幻的海市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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