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現代思想史 : 1789年至今》，（美）羅蘭·斯特龍伯格，劉北成、趙國新譯，中信出版(300788,股吧)集團2021年6月。
法國革命
思想觀念在法國大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法國大革命始于1789年，并在隨后若干年里主宰了整個歐洲舞臺。大革命是以引人注目的“哲學家”運動為先導的，后者展示了一個光彩耀人的思想領袖畫廊。這些人物晚至18世紀40年代后期才嶄露頭角，18世紀六七十年代如日中天，哺育了未來的革命領袖。最近一位歷史學家引述革命期間一個法國人的話:“他們用言論來實現自己的目的，言論確實所向披靡。”這些言論出自伏爾泰、狄德羅、孟德斯鳩、盧梭及其弟子們之口。這些人被視為權威，后來甚至被供奉在革命政府建立的先賢祠中。革命中的主要派別更多是按照他們信奉的理念而不是他們的社會階級成分來劃分的。一位知名學者指出，無套褲漢主義，這種巴黎的革命世界觀，“更多是一種精神狀態，而不是一種社會政治經濟現實”。雅各賓派這個1792—1794年的統治集團乃是由各個社會階層的人組成的。革命領袖也往往把革命視為啟蒙思想的產物。布里索在1791年9月夸耀說:“我們的革命不是起義的結果，而是半個世紀啟蒙的產物。”一份重要雜志于1793年4月宣稱:“哲學指引了法國的一場偉大革命。”
不幸的是，啟蒙哲學家在社會政治事務方面的理念通常都很模糊，事實證明不足以指導革命。在一個英勇的開端之后，革命就陷入了痛苦血腥的內亂，接著導致了1793—1794年的恐怖。有些人將這種情況歸咎于啟蒙思想的混亂與矛盾，也有人將其歸咎于啟蒙思想的不切實際。愛爾蘭裔英國政治家、哲學家埃德蒙·伯克的《法國革命感想錄》成為所有法國敵人的“圣經”。這部保守主義宣言指責革命以抽象理念為依據，認為在政治領域中，唯有具體的人際紐帶和根深蒂固的傳統才起作用。應該承認，正如現代思想史學者約翰·洛所說:“試圖尋找啟蒙哲學家關于未來政府的看法，結果幾乎總是一無所獲。”
事實上，幾乎所有啟蒙思想的幸存代表(那一代的偉大人物到大革命時大多已經去世)都從一開始就對革命感到驚駭。說到底，他們主張通過思想啟蒙而非暴力革命來實現合乎理性的進步;他們大多蔑視民眾，寄希望于某種開明專制。他們信奉合乎理性的秩序與合乎科學的方法，而這些卻在革命時期的狂歡動亂和胡言亂語中遭到踐踏。正如有人指出的，“革命”這個詞在啟蒙哲學家的著作中幾乎找不到蹤影。在他們的期望中，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不是狂暴革命的結果，而是循序漸進、受約束、大體可以預料的改革的結果”。最激進的啟蒙哲學家之一霍爾巴赫男爵(無神論者，至少在仆人不在場時自稱“上帝的私敵”)在其政治著作《自然政治》(1773)中就曾寫道:“在革命時期，人們義憤填膺、頭腦發熱，從不訴諸理性。”啟蒙思想家(并非完全一致)大多在口頭上敵視教會，但希望用理性祭司取代基督教修士。此外，他們通常不想廢除君主制，而是想讓王權成為啟蒙的工具。
所謂的吉倫特派聚集了大部分啟蒙知識分子。而以羅伯斯庇爾與圣鞠斯特為首的雅各賓派則激烈地斥責啟蒙思想家和百科全書派。1793—1794年，他們要么把吉倫特派成員送上斷頭臺，要么迫使其走投無路而自殺。“文人”幾乎成了叛徒的同義詞。激進的雅各賓派認為，他們的敵人是那些“最有教養、最工于心計和最奸詐狡猾的人”。羅伯斯庇爾宣稱，那些人“竭力關照自私的富人和平等的敵人”。雅各賓派只推崇一位重要的啟蒙思想家，就是盧梭，而且處處援引，就如同著魔了一樣。羅伯斯庇爾把他稱作“圣人”。但被他們當作保護神供奉的那個盧梭乃是伏爾泰和狄德羅的敵人;他是完全不同的啟蒙哲學家，拒絕精深的理性，偏愛天然情感。羅伯斯庇爾宣稱，如果盧梭能活著看到革命，“誰能相信他那仁厚的心靈將不去欣喜若狂地擁抱正義和平等的事業?”但溫和的布里索和羅蘭夫人同樣是盧梭的信徒，他們依據的則是不同的解釋和論著。這種差異至今讓學界紛爭不已。與羅伯斯庇爾相反，羅蘭夫人的情人蒲佐在寫于死牢里一封信中說，如果包括盧梭在內的那些啟蒙哲學家還活著，“他們會同罹此難。如果他們和我們一樣沒有流亡......孟德斯鳩、盧梭、馬布利都會被判處死刑；他們都會喪命于斷頭臺”。
讓·雅克·盧梭。
吉倫特派是一個由理性主義知識分子組成的派別。他們反對流血和群氓暴力，厭惡其政敵用來消滅他們的那種武力手段。圍繞如何處置國王展開的爭論(1792—1793)導致各派之間分崩離析，也最終導致吉倫特派垮臺。吉倫特派不情愿把路易十六送上斷頭臺，因為他們害怕這種激烈的舉動會導致種種后果。但恰恰是在吉倫特派領導下，法國開始了與普魯士和奧地利的戰爭。這場戰爭導致了二十幾年幾乎連續不斷的歐洲廝殺，使法國革命成了世界性革命。吉倫特派里面有一些最激烈反對“教士陰謀”和“迷信”的斗士，或者說百科全書派、無神論者和反叛的教士。他們支持(其實是他們制造了)引起爭議的《教士公民組織法》，對教會實行國有化。其中有些人主張借此改革基督教，還有些人主張建立非基督教的信仰。
左翼的雅各賓派依據自己對盧梭“公意”的解讀，提出了一種民主觀念。他們的目標是平等，“公意”概念以及常常成為他們權力基礎的群眾行動使得他們贊頌人民群眾。這一思想傾向不太看重個體權利和議會制度，而把它們看成是自私和腐敗的。1793年的雅各賓憲法根本沒有規定分權，也沒有保障個人自由。它批準了一種基于民眾意志、由公民投票產生的專政，其權力授予少數人行使。
羅伯斯庇爾宣稱:“我代表人民說話。”有時，這種“集權主義的民主”在某種深層意義上說是民主的，即具有親民的情感、平等的熱情和讓人民直接統治的愿望(羅伯斯庇爾想建設一個能容納1.2萬人的大會場，讓民眾觀看立法者的活動)。但是，它蔑視合法程序和個人權利。其結果就是在1792—1793年極端的戰爭危急條件下的恐怖統治。
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是狂熱的美德共和國時期的偉大革命宣傳家和主要政治人物。身為啟蒙運動的信徒，他懷疑基督教，但主張崇拜最高存在、理性女神。他宣布，無神論是貴族的東西。他的上帝是人民的某種抽象化身。他是一個很好的民眾鼓動家，但他與真實民眾的關系基本上是冰冷而不愉快的。他刻板、真誠、咬文嚼字，善于言辭而拙于行動(羅伯斯庇爾除了演講，幾乎沒做過其他什么事情)。以正直自居的羅伯斯庇爾首先是個演員，一個毫無私利的徹底政治化的人物。他把自己當作歷史精神的化身。他看見血就會全身發抖，但又能以人道的名義下令處死成千上萬的人。埃德蒙·伯克指責這場革命耽于抽象的理論而缺乏務實的判斷。這種指責似乎在羅伯斯庇爾那里得到了完全的體現。這個恪守原則的人變成了血腥的獨裁者，最后被他用來消滅自己敵人的革命機器毀滅。
羅伯斯庇爾。
羅伯斯庇爾并不是法國革命最激進的產物。盡管雅各賓主義根據盧梭的社會契約精神，主張共同體高于個體，但它不屬于社會主義范疇。羅伯斯庇爾及其戰友主張，可以為了社會福祉而用各種方式管制私有財產，但他們相信最好的社會秩序應該像盧梭建議的那樣，讓每個公民都擁有一點兒財產。這完全可以被稱作一種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或手工業工人的烏托邦。在革命中出現了社會主義，只是還沒來得及充分發展。在1795年的絕望日子里，革命似就要土崩瓦解，一小群社會主義者試圖發動起義。這個由巴貝夫和邦納羅蒂領導的“平等派的密謀”一敗涂地，但留下了一個強大的傳統。這些社會主義先驅者也從盧梭的某些著作中獲得啟發，盡管他們的解讀是比較粗糙的，他們痛恨私有財產、商業和奢侈，頌揚貧困的美德、誠實勞動和簡樸生活。邦納羅蒂活了下來，成為一根紐帶，聯結著19世紀40年代的社會主義思潮。這種無套褲漢社會主義散布到歐洲各地，對貧困階級的那些空談理論的代表人物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接近于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意大利的巴貝夫主義者魯索就重申薩沃納羅拉1回歸中世紀的主張，號召富人們拋棄自己的珠寶。
革命中的種種極端現象反而使革命名聲掃地。隨著內戰、迫害、恐怖和國際戰爭橫掃歐洲大陸，革命最初在歐洲各地引起的歡欣雀躍，到18世紀90年代就轉變成失望和幻滅。最初，歐洲各地的知識分子大多因革命而欣喜若狂，包括許多后來變成革命死敵的人。年輕的華茲華斯吟唱道:“能夠活到那個黎明時分是多么幸福。”除了華茲華斯，還有邁斯特、夏多布里昂、康德、費希特、諾瓦利斯、歌德等，許多人最初都有這種興奮之情。盧梭在英國也有狂熱的崇拜者，例如，托馬斯·馬爾薩斯的父親就要人們只稱他為“盧梭之友”。1799年，盧梭的信徒吉爾伯特·韋克菲爾德被指控公開希望法國入侵和征服英國，并因此遭到監禁。這個時期，人人都在讀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吉本嘔心瀝血20多年，到1787年才完成這部巨著。這部作品煥發著共和精神，至少在1789年的氛圍中它是這樣被人們解讀的。這位偉大的歷史學家似乎在告訴人們，古代的羅馬自從有了第一個皇帝就開始衰落，基督教最終使它完結。
但法國革命迷失了方向，陷入暴力、劫掠和不義。最后，它以吞噬自己的“兒女”這種可怕的場面告終。結果，人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理性時代的種種前提假定，然后予以拒斥，從而促成了浪漫主義的轉向。1794年以后，原來的啟蒙哲學家圣馬丹變成了一個與共濟會的詭秘分支有聯系的新神秘主義宗教的領袖。盧梭的影響也沿著直覺和想象的方向散播。
對革命的抨擊
法國革命很快就招致了思想反擊。英國的伯克首先發難，于1790年發表了《法國革命感想錄》。伯克宣稱，革命之所以走進誤區，是因為革命的領導者要摧毀整個政治體制，并想在一夜之間建立一個新的政治體制。他把這種錯誤歸咎于啟蒙哲學家、政治理性主義者的基本觀念。他們的方法是抽象理論的方法，而在這樣一個領域玩弄抽象是注定要失敗的。這種指責是有道理的。伯克譏諷地寫道:“西哀耶斯神父有許多鴿籠，里面放滿了各種現成的憲法，貼著標簽，分門別類，排著序號。”但憲法不應該是從政治理論家販賣的貨物中挑選出來的，而必須像一棵大樹一樣，從一個國家的土壤中歷經數個世紀生長起來。
伯克的這部作品體現了他的風格，表現出對現實政治微妙結構的一種令人驚嘆的洞察力。如果將它看作一部文學作品，那么它是新興的浪漫主義風格的主要散文作品之一。在這種雄辯中浮現出來的主要思想是，社會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歷史產物，不能像一臺機器那樣被隨意修補;社會是人類智慧的儲藏庫，應該受到尊崇，如果必須加以改革，那也必須充分考慮其制度機構的連續性。另外，還有一些相關的思想是，政治共同體是由歷史塑造的，它已經在人與人之間形成一種不可分解的紐帶，使得自由的政府有可能存在;社會有機體有其自身的等級體系，因此在一個健康的社會里，平民百姓會尊重“天然的貴族”;一般規則和抽象原則對于政治無任何幫助。他對那些不安分的革新者表示懷疑，認為他們沒有耐心吸取祖先的智慧，卻非要為徹底的社會改造描繪藍圖，仿佛他們是先知先覺。
《反思法國大革命》，埃德蒙·柏克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年7月。
伯克一方面擯棄法國人所宣揚的“抽象權利”，另一方面也力圖闡明人的真實權利;他確實相信人應該擁有這種權利，但也強調人在進入文明社會時，為了從政府獲得種種好處而在某種程度上放棄了某些自由。這種真實的權利建立在西方政治社會的基督教基礎上，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人是一種社會動物，如果從維系他生存的古老習俗和傳統結構中割裂出來，他就無異于野獸了。再者，人是一種宗教動物，如果沒有基督教，他就會轉而信奉另一種可能不那么令人滿意的宗教。因此，尊崇上帝和尊崇社會秩序乃是人生的兩大職責。二者相互關聯。因為歷史就是上帝旨意的顯明。人們指責伯克，說他僅僅因為教會歷史悠久就推崇教會，但他的虔敬確實是真誠的。
這位愛爾蘭演說家對后來的保守主義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法國革命感想錄》在歐洲一版再版。路易十六親自將它翻譯成法文。它之所以流行，不僅是因為它富麗堂皇的文風，也是因為它那種看似很神秘的預言性質，因為伯克在法國革命剛開始不久就宣告它必然失敗。許多人認為，伯克的這部論著超越了保守派的派性，對政治思想乃至社會改革理論做出了一種真正的貢獻。他確實不反對變革，條件是變革應該受到恰當的控制。他出身低微，本身的經歷就是一次次的激情戰斗—支持美國獨立，主張愛爾蘭和印度的利益1，最后是反對法國革命。從性情上看，這位愛爾蘭人一點也不像人們想象中的那種保守分子；他的一個傳記作者指出:“他的天性總是最急切地促使他去服務于某種偉大的事業，去糾正某些可怕的不公。”伯克的許多思想被視為想積極參與政治的人必不可少的智慧。20世紀的社會主義者哈羅德·拉斯基宣稱:“不了解伯克的政治家就如同沒有羅盤的航船，會在暴風雨中的大海上迷失方向。”當然，伯克的許多觀點也融入了現代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對社會秩序的尊奉，對草率的改革者及其一蹴而就的計劃的不信任，社會成長的有機體觀念。
伯克的文風深刻地影響了他同時代的人，對反革命事業和浪漫主義都產生了重大作用。18世紀50年代，當伯克還是一個奮斗的年輕律師時，他就轉變成一個文人，撰寫了論文《論崇高美和秀麗美》。這篇論文通常被認為是從新古典主義轉向浪漫主義趣味的一個標志。他認為，當美的領域實際上被和諧、均衡和典雅這些古典規則所統治時，還有另外一個感覺領域存在，那就是“崇高”。它喚起恐懼和敬畏，它不像古典美那樣使我們變得文質彬彬、同化于社會，而是讓我們感到孤獨，同時又讓我們興奮和欣喜若狂。伯克本人一直帶有一點浪漫色彩，他的事業更是如此。或許有點矛盾，他最后的這部偉大著作在內容上是保守主義的，在文風上是浪漫主義的。所以，在某種意義上，這位反革命重要鼓吹者同時也是一位革命者。
伯克的《法國革命感想錄》不乏挑戰者。1794年，潘恩予以反擊。他的《論人權》在倫敦暢銷一時。威廉·葛德文的《政治正義論》充盈著法國精神，在個體完美狀態的理想基礎上建立了一個理性主義烏托邦。葛德文是詩人雪萊的岳父。葛德文的妻子是女權提倡者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他們周圍有一個英國左翼群體。葛德文是一個哲學無政府主義者，敵視國家及一切制度性組織(例如，他也抨擊公共教育制度)。潘恩寫道:“政府就像一件外衣，乃是失去貞節的標志。”“即使沒有政府，具有共識的社會”應該也能完成政府權力所篡奪的所有必要的社會職能。這種思想可能是從盧梭的思想中引申出來的。擺脫了政府的干預，社會將會自行運轉—這乃是亞當·斯密那一派政治經濟學家的思想，但到了葛德文那里變得更激進了:“如果我們讓每個人都聽從自己心靈的進步，不要想方設法用任何類型的公共設施來管制他們，人類用不了多久就會變得唯真理是從。”
隨著英國逐漸與革命的法國針鋒相對，葛德文對盧梭的推崇也變得不受歡迎。著名化學家約瑟夫·普利斯特利持有親法的政治態度，一伙暴徒因此搗毀了他的實驗室。在蘇格蘭，粗暴的批評不絕于耳，迫使杜格爾德·斯圖爾特宣布收回他對法國溫和政治領袖孔多塞的贊揚。最初，柯勒律治與他的朋友華茲華斯都對革命報以同情，后來也“丟掉了聲音刺耳的造反小喇叭”，轉而反對革命異端。柯勒律治深受伯克啟發，與伯克齊名，被視為英國保守主義的開創者。不過，激進的報人威廉·柯伯特也加入了反雅各賓主義的事業。在英國教會內部，威廉·威爾伯福斯領導的福音派運動站出來反對18世紀教會對自然神論的縱容，進而斥責不信神的法國人。
拿破侖時代
伯克作為“衛道士”竭力捍衛傳統和“慣例”，可以說是逆流而上。正如英國大史學家阿克頓勛爵后來指出的，盡管暴行累累，但法國革命確實發生了，而且“它教導人們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當作權利的最高標準”;它使男人和女人都習慣于變革;它使舊秩序不可挽回地被掃除。即便是伯克也無法想象還有可能在歐洲恢復舊貌，因為他確實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很快，法國軍隊就使革命傳遍整個歐洲。拿破侖·波拿巴的獨裁統治(1800—1814)使歐洲思想界大多轉而反對革命，但拿破侖的軍事勝利繼續顛覆舊的格局。他還找到一些杰出的知識分子來支持他用一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新秩序統一歐洲、結束“封建主義”。
邦雅曼·貢斯當、斯塔爾夫人和勒內·夏多布里昂引領了一群才華橫溢的法國流亡者。這些人逃脫了他們所說的暴君統治。另外有一些歐洲人，如德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人物歌德，從未喪失對拿破侖的信仰，認為拿破侖的出現乃是天意，上天賦予拿破侖的使命就是用一部進步的法律將歐洲統一。還有一些人退而保持中立。在法國，所謂的觀念學派，即原啟蒙哲學家德斯蒂·德·特拉西(僥幸逃脫斷頭臺)的思想追隨者，面對革命在政治上的失敗和幻滅，變得越來越冷峻客觀，努力像嚴謹的科學家那樣研究人類的心靈:推進孔多塞的“社會數學”，“溝通生命世界和非生命世界”。(德斯蒂對孔德的影響表明了他與現代社會學興起的關系。)
拿破侖像。
法國一群杰出的科學家，其中包括生物學家拉馬克和居維葉，證明在拿破侖的統治下比較中立的科學能夠繁榮發展。拿破侖也習染了那個時代對歷史和東方的興趣。他于1798年遠征埃及時，隨軍帶去200名學者，為的是研究那塊令人神往又十分神秘的古老土地。拉普拉斯改進了牛頓的物理定律，從而完善了經典力學。他發表了著名的《宇宙體系論》，試圖不用牛頓的“第一推動力”的神跡來解釋宇宙的運行和演化。(當拿破侖問他為什么沒有提到上帝時，他回答道:“陛下，我不需要那個假設。”)
拿破侖私下談話時，他喜歡用他的無神論和玩世不恭來使人震驚。但他確信“只有宗教才能給這個國家長治久安”，因此他不能容忍任何公開的無神論，并且平息了革命與教皇的爭端。私下里，拿破侖將通奸稱作“區區小錯一樁，化裝舞會上的小插曲”，但《拿破侖法典》這部在他主持下制定的、確立新的平等主義的偉大法典卻規定嚴懲通奸，因為“婚姻的穩定有利于促進社會道德”。他反對女權主義，說女人“不過是生兒育女的機器”。他蔑視知識分子和藝術家，蔑視“所謂的文學風格”。他宣稱，在他的藏書中，他最喜歡的是有關他的軍隊的統計資料!但他自己無所不讀。凡是藝術界、科學界、哲學界，甚至是政界流傳的書籍，他都不放過，還常常做出精辟的評論。他確實不欣賞他的政敵斯塔爾夫人和夏多布里昂所采用的新的浪漫主義文學風格。總體而言，在拿破侖時期的法國，思辨性的思想沒有得到發展。
拿破侖不認為自己是暴君，當他得知人們都這樣看他時顯得很驚訝。被流放到偏遠的圣赫勒拿島后，他在臨終前宣稱，他的使命是消滅封建主義，重新統一歐洲大陸，以及用公平正義的法律來“確保人的尊嚴”。為此，他對革命進行調整，使之變得務實，平息了法國的動亂，用任人唯賢的原則給普通人打開了機會大門。他把法治下的自由平等輸出到德意志和意大利。他恢復了波蘭的獨立，因此在波蘭和歐洲其他地方他總是不乏支持者;在他統治的15年間，戰爭幾乎從未間斷，這種戰爭就像是歐洲的內戰，盡管在法國之外有許多人將其視為法蘭西帝國主義的表現。有些人像詩人雪萊那樣，最初對他歡呼致敬，最后則斥責他是自由事業的叛徒。貝多芬最初把自己的《英雄交響曲》題獻給拿破侖，但當這位第一執政給自己戴上皇冠后，貝多芬就撕去了標題。這個故事一直有人質疑，但不妨信以為真。德國哲學家黑格爾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思想家也一直是堅定的波拿巴主義者。關于這位偉人，人們一直褒貶不一。按照荷蘭歷史學家彼埃特·蓋爾的史學經典之作《拿破侖:贊譽和詆毀》的觀點，這種情況還會持續下去。可以肯定的是，這個來自科西嘉的小個子從無名之輩躥升為顯赫一時的世界主宰，他身后留下的這個世界已不復從前。他所表達和體現的力量遠遠大于他本人的超常個性。
法國畫家德拉克洛瓦的畫作《自由引導人民》。
在這個劃時代的歲月里，歐洲經歷了翻天覆地的震撼。像神圣羅馬帝國這樣的古老界標都被連根拔除，一個個王冠落地，一個個新主人登場。拿破侖是許多年里承擔敵基督這一角色的最佳候選人。據估算，1803—1814年，倫敦的預言家喬安娜·索思科特的信徒多達數十萬人。這個不識字的德文郡村婦因宣布基督再次降臨而引起轟動。她發布的消息恰與動蕩的時世相應，當時英國人既擔心法國入侵，又苦于物價上漲和失業加劇。托馬斯·麥考萊感到十分驚異:“我們看到，這樣一個老婦人，除了算命女人的狡黠之外別無所長，所受教育不超過一個用人，卻被奉為一個女預言家，身邊簇擁著數以萬計的信徒。這一切居然發生在19世紀，發生在倫敦。”當時，在具有宗教改革傳統的德意志南部和瑞士也涌現出各種千禧年福音教派。
關于拿破侖的爭論無休無止。英國散文家和文學評論家威廉·黑茲利特在得知拿破侖最終失敗的消息后，據他的朋友海頓描述，他“身心倶廢”;“他蓬頭垢面，走來走去，白天難得有清醒的時候，晚上總是醉意沉沉”，這樣持續了幾個星期，直到有一天，他仿佛大夢初醒，從此滴酒不沾。海頓認為拿破侖可恥地背叛了真正的事業，但1821年這位偉人去世時，他在日記中寫道:“后人永遠不能理解這個時代的人對拿破侖的感情”—他的崛起、輝煌和失敗對人們產生了多大的影響。那些時刻都是激動人心的。毫不奇怪，從1789年革命初曙到1815年拿破侖最后失敗，浪漫主義就是在這激蕩的二十幾年中興起的。
在對抗拿破侖的過程中出現的最顯而易見的政治沖動便是民族主義。它誕生的時間通常被定在1807年普魯士在耶拿戰役中慘敗之后。德國思想巨匠費希特與赫爾德，以及一些名氣不大的作家和青年組織者宣揚民族主義。啟蒙運動本身一直鼓吹世界主義。費希特確信，這是那個現在遭到貶斥的時代(指啟蒙運動)的眾多錯誤之一。法國人領導了啟蒙運動;現在，歌德、貝多芬、席勒、康德時代的德意志正承擔歐洲思想文化的領導角色。費希特在其廣為流傳的《致德意志民族的演講》(1807)中宣稱，德意志已經在思想文化方面覺醒，它也應該在政治上覺醒。革命的目標—人人權利平等—確實值得追求，但權利需要植根于特定的人類家庭，而不是含糊不清的普世人類。革命本身就包含著強烈的民族主義因素。它是一場法國革命，因為它發生在那片土地上，它將曾經高度封建化的國度里的各種行省集合在一起。(可以說巴黎是革命的中心，許多外省城市則亦步亦趨。與革命敵人廝殺的戰爭將整個國家團結起來。)與之伴隨的是一種沖動:建立中央集權的政府，統一文化，例如，將各地方言統一成一種法語。
民族主義乃是革命的題中應有之義。一旦舊的社會等級秩序土崩瓦解，民族就成了新的社會平等的天然載體。人民為什么是平等的?因為都是祖國的孩子。國家不再受特權階層的統治，而是成為大家的財產，是平等權利的衛士和象征。德意志的民族主義者高唱:“自由的王國!人人平等!”在人民的國家里沒有特權等級，只有屬于同一個民族的平等公民。
民族主義是19世紀的一種引人注目的意識形態，我們在下一章里還要討論。與此同時，拿破侖的軍隊連根鏟除了各國的舊式君主制度，使之再也不能恢復原貌。1815年，在拿破侖最終失敗后，各國政要為了重建歐洲而聚集在維也納。他們試圖用“王朝正統”作為政治權威的指導原則，但這種做法沒什么成效。不久，意大利人就率先揭竿而起，試圖使意大利半島擺脫奧地利的控制。燒炭黨、青年意大利黨前赴后繼。它們是自1820年起最浪漫的革命民族主義運動。
作者｜（美）羅蘭·斯特龍伯格
摘編、編輯｜李永博
導語校對｜李世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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