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國新辦就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有關情況舉行發布會，國家衛生健康委副主任于學軍和國家發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有關負責人介紹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有關情況。
實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這是我國人口政策的又一大調整。
7月20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發布。
7月21日，國新辦就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有關情況舉行發布會，國家衛生健康委副主任于學軍和國家發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有關負責人介紹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有關情況。
在發布會上，許多關鍵的問題得到解答。比如，三孩政策的短期目標是希望釋放生育潛能，平緩出生人口下降的趨勢；長期目標是共同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而這關鍵取決于積極生育支持措施是否能夠很好地銜接，是不是能夠真正落地。
“我們將和有關部門一起，研究制定實施方案，進一步細化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確保《決定》各項任務不折不扣落實到位。”國家發展改革委社會發展司司長歐曉理在發布會上表示。
此外，取消社會撫養費等政策是否意味著全面放開生育？國家衛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長楊文莊指出，不應夸大社會撫養費對落實計劃生育政策的作用。
“三孩政策也是計劃生育政策，雖然我們在逐漸放寬，但是計劃生育作為人類文明進步的產物，還是要繼續堅持的。”楊文莊表示。
三孩政策的長短期目標
實施三孩生育政策以后，將產生何種效果，會不會出現出生人口的顯著提升？
國家衛生健康委副主任于學軍在發布會上指出，人口再生產的周期長，影響因素多，生育決策的因素很復雜，而且涉及方方面面。短期內，實施三孩政策是希望釋放生育潛能，平緩出生人口下降的趨勢。從長期看，關鍵取決于積極生育支持措施是否能夠很好地銜接，是不是能夠真正落地。
“這需要我們各地各部門各方面共同努力，積極支持，共同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良好的人口環境。”于學軍表示。
事實上，“七普”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出生人口數量是1200萬，總和生育率是1.3。根據衛健委對2021年上半年人口出生監測的情況來看，今年的出生人口和生育水平仍然會呈現走低的趨勢。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楊舸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各個方面的預測都顯示，生育水平很難短期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她指出，從長期來看，關鍵是共同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這里面有兩個含義，首先，所謂適度生育水平，能達到世代更替水平（即總和生育率達到2.1）是最好的，但是絕大部分發達國家都幾乎沒能實現這個目標，所以預測總和生育率能夠達到1.7或者1.8，相對來說已比較理想。
“第二個方面是改善人口的結構，關鍵是不要使中國在沒有做好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就達到重度老齡化，因此國家希望通過對出生率的調節，延緩人口結構的急劇變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這個目標是從長期出發來看的，因為從出生到成長到勞動年齡，最后能夠影響整個人口結構，實際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楊舸說。
取消社會撫養費意味著什么？
在發布會上，一個重點被關注的問題就是社會撫養費的取消，以及將入戶、入學、入職等與個人生育情況全面脫鉤。
國家衛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長楊文莊表示，取消了社會撫養費和相關的處罰規定，首先是基于我們國家人口發展的戰略目標發生了重大變化，現在是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其次，根據長期監測、調查及有關研究來看，群眾的生育意愿在2以下（即總和生育率低于2）。
“群眾更關注的是希望有完善的、配套的、積極的支持政策，出臺積極政策應當是我們下一步工作的重點。”楊文莊表示。
那么，取消社會撫養費和相關處罰的意義是什么？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特邀高級研究員、人口學者黃文政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取消社會撫養費，包括其他一系列的“脫鉤”，意味著對于生育不再有處罰上的限制。
“在這個意義上，生育政策的意義也在變化，原來的意思是最多生三孩，但不能生三孩以上。但社會撫養費取消之后，就變成倡導生三孩，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積極的變化。”黃文政說。
不過，楊文莊在回應媒體的相關提問時指出，不應夸大社會撫養費對落實計劃生育政策的作用。計劃生育政策是一項綜合實施的政策，得到了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社會撫養費的作用是很小的。此外，從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生育政策的調整完善，衛健委一直積極推進社會撫養費的改革。在全面兩孩以后，各省都根據中央的要求作了很大的調整，在社會撫養費的征收范圍、征收額度以及征收程序方面，得到進一步規范。這幾年，征收例數明顯減少。楊文莊也指出，他認為未來的生育政策是倡導性的。
楊舸表示，現在提倡是生育三孩，主要是放寬了限制，鼓勵人們在政策框架下生育。
推動放學時間與下班時間銜接
下一步，就需要各種配套措施的建立和落地。
根據《決定》，到2025年，積極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基本建立，服務管理制度基本完備，優生優育服務水平明顯提高，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加快建設，生育、養育、教育成本顯著降低，生育水平適當提高，出生人口性別比趨于正常，人口結構逐步優化，人口素質進一步提升。
上述發布會也指出，這次優化生育政策，不僅僅是簡單地從二孩到三孩的數量調整，更重要的是全面部署配套支持政策。
而配套支持政策推出的背景，是家庭和個人對于社會撫養的要求，正在逐步提升。
“我們現在家庭戶規模是2.62人，比‘六普’3.1人又有下降，家庭撫幼養老功能在逐漸弱化。另一方面，現在0-3歲的嬰幼兒全國有4200萬左右。據調查，其中1/3有比較強烈的托育服務的需求，但是實際現在的供給為5.5%左右，供給和需求缺口確實還很大。”楊文莊表示。
楊舸指出，導致家庭哺育功能弱化的因素很多。從家庭結構來看，過去我們很多三代同堂，大家庭的撫育功能更完善，現在變成以夫妻兩人為核心的家庭為主，因此家庭撫育功能弱化了。而伴隨著撫育功能弱化的，還有人們對于撫育質量要求的提升，女性參與就業的比例提升等。
“這些綜合的因素導致了家庭撫育功能弱化，導致對社會撫育的需求明顯提升，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出臺了很多的政策措施，確保能夠滿足需求。”楊舸說。
武漢科技大學教授董登新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目前，傳統大家庭在解體，核心家庭成為主流形式，但這并不妨礙家庭托幼和養老的基本功能的實現。比如說，很多家庭的老人是可以到子女家里來幫忙帶孩子，年輕人也可以選擇和老人住在一起來幫助養老。現在的主要問題是，社會公共服務設施的嚴重不足，因為托育和養老并不是完全能靠家庭來解決的，必須要有公共服務設施的介入。
那么，配套支持政策重點有哪些？發布會上重點談及提高學前教育的普及和普惠水平，實現幼有善育。重點是要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此外還要推動放學時間與父母下班時間銜接。
董登新指出，目前來看，我國需要盡快“補短板”，尤其是托兒所的嚴重短缺問題。這一塊需要參考西方和日本的一些經驗，比如，日本2個月就可以上公立托兒所，瑞士等很多的歐洲國家6個月就可以上托兒所。
“這就需要國家加大財政投入，一方面解決托兒所數量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要解決義務教育的公平和均衡的問題。”董登新說。
黃文政指出，在我國，普惠且優質的學前教育已經推進了一段時間，對于釋放生育的潛能作用很大，但是生育水平適當提高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未來還是要將總和生育率提升到世代更替水平，這就需要很多的配套措施，比如房地產這一塊，我認為地方可以為相應符合條件的家庭，對土地出讓金進行一定的減免。”黃文政說。
（作者：陳潔 編輯：包芳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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