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下稱“七人普”）數據出爐，我國人口出生率持續走低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0年我國出生人口為1200萬，全國人口為141178萬，以此測算，2020年我國人口出生率約為8.5‰，較2019年的10.48‰有所下滑，創1978年以來的最低點。
而在決定未來人口趨勢的關鍵因素——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這項指標上，我國自2010年以來首次跌破1.5關口，來到1.3，距離人口學上2.1的世代更替水平已有不小距離。
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在七人普數據結果發布會上表示，“少子化”趨勢主要與育齡婦女數量持續減少，“二孩”效應逐步減弱等因素相關。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則進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同時，低生育水平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工業化、現代化造成了居民生育觀念的轉變。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特邀高級研究員、人口學者黃文政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若能聯動政府、市場、社會組織、家庭等諸多主體共同搭建社會育兒體系，由“家庭育兒”轉變為“社會育兒”，將能緩解育兒壓力，促進生育水平。
“少子化”進程加速
根據七人普數據，我國人口總量在2010年至2020年的平均增長率為0.53%，較上個十年下降0.04個百分點，人口總量增速總體放緩。
在過去十年間，除2016年小幅反彈之外，我國新增人口數量呈持續下降趨勢，并在2020年達到1200萬的低點。
而歸結根本，“少子化”趨勢的主要原因在于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低生育問題不單是我國特有，而是大多數發達國家都面臨的困擾。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楊舸曾撰文表示，工業化和現代化推動生育率下降的機制是復雜多樣的。借由生殖健康知識的普及和醫療技術水平的提高，避孕節育技術的可獲得性大大提高。更重要的是，生產和消費方式的改變弱化了家庭功能，逆轉了代際間財富流的方向，使得多生孩子成為非經濟理性的事情。
“人口的再生產由追求數量的粗放型向追求質量的精致型轉變，最終使得人們自主限制家庭規模來實現家庭成員平均福利水平的提升。女性的就業和受教育機會迅速提高，伴隨社會地位的提升，推動了個體意識的覺醒，強化了家庭對于子女數量的理性選擇�！睏铘捶Q。
黃文政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指出，晚婚化、非婚化也是造成少子化的原因之一。根據民政部發布的2020年4季度民政統計數據，當年全國結婚登記人數813.1萬對，同比下降12.2%，連續7年下降。
“非婚化與少子化的原因是相似的。一方面，女性收入與教育水平的提升使其對于結婚生子的選擇更加審慎；另一方面，房價高企，工作壓力增大，生育、養育、教育子女的成本不斷攀升等原因也讓年輕人對于結婚生子持保留態度。我們可以觀察到，越是年輕的群體，生育意愿也越低�！秉S文政說。
廣東、福建為何相對“多生”？
我國人口出生率也呈現著明顯的地域差異。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2019年我國31省份出生率數據后發現，西藏、寧夏、青海、貴州、廣西、福建、海南、云南、江西、廣東位列全國前十，其中多為少數民族自治區與西部省份，而京津滬與東三省則出生率低迷。
值得注意的是，同為經濟發達省份，廣東、福建的出生率排名居于高位，而北京、上海、江蘇等地的數據則處于中下游水準。
黃文政對此解釋道，一般而言，經濟越發達的地區，人口出生率相對越低。但廣東、福建等地的宗族觀念深厚，向來有“多子多�！钡纳齻鹘y，順應了生育政策放寬的趨勢。加之廣東吸引了大量外來年輕人口的涌入，年輕化的人口結構也為“多生”鋪設了條件。
黃文政對此指出，由于城鎮化水平的快速提升，農村居民的觀念逐漸向城市居民看齊，在“一胎化”觀念深入人心的情況下，少生已成為大勢所趨：“過去我們總覺得農村居民生育意愿很高，把這部分人群的生育潛力激發出來就能解決問題，但這個想法如今可能要打上一個問號。”
由“家庭育兒”轉向“社會育兒”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提出，要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推動生育政策與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減輕家庭生育、養育、教育負擔，釋放生育政策潛力。
在黃文政看來，進一步放開生育政策是延緩新增人口下降態勢的前提，“包容性”的提法已往正確的方向邁進。
但就“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應來看，生育政策對生育行為的影響大為減弱。面對生育意愿子女數為1.8，總和生育率為1.3的“雙低”局面，相關的配套措施需應聲上馬。
北大國發院經濟學教授、北大健康老齡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雷曉燕指出，為什么生育意愿這么低？為什么很多人即使有生育意愿，實際上沒有生育？生育、養育、教育成本的高負擔是很大原因。首先需要調整女性和男性對于生育成本的承擔比重，譬如深化落實男性陪產假制度；針對降低養育成本，應建議加大0-3歲托幼服務，并探索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當中；而增大教育投入，推進教育的公平性與科學性則是減輕教育成本的關鍵。
黃文政則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在過往，育兒往往被認為是家庭需要肩負的責任，但倘若能聯動政府、市場、社會組織、家庭等諸多主體共同搭建社會育兒體系，將能顯著緩解育兒壓力：“光靠家庭育兒，孩子的父母包括老一輩人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財力，生活品質和工作質量也會受到顯著影響。既然生兒育女是對社會作貢獻，那么社會也應當回饋家庭。國內的普惠型托兒所、幼兒園數量正在抬頭，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黃文政另稱，落實女性產假期間社保及相關待遇發放，實行更為彈性化的工作制度安排，促進工作與生活相協調等舉措對于緩解“少子化”趨勢也將起到成效。
（作者：尤方明 編輯：周上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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