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廣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以下簡稱廣東“十四五”規劃）正式發布，提出了“十四五”時期的城鎮化目標：2025年，廣東省的城鎮化率將達到74.8%，這一數據較2019年提升3.4個百分點。
華南城市研究會副會長孫不熟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從經濟學上來講，一地的城鎮化率提高到70%之后，它的提升速度確實會慢下來，很多發達國家的城鎮化率在70%-80%的水平。
中山大學教授林江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不能簡單的看城鎮化率來衡量一地的城鎮化水平。“廣東尤其珠三角有很多外來務工人員，這些工人屬于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中的數據，但并沒有落戶在當地，他們是不是能享受和當地戶籍人口同等的公共服務？我認為，在城鎮化率之外，城鎮化水平還應該看實質性的推進，也就是說，常住人口獲得的公共服務情況如何。”
廣東城鎮化率進一步提升
2019年，廣東省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71.4%，四年提高2.7個百分點，累計實現1150萬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
從數據來看，廣東省2019年的城鎮化率已經遠遠超過當年全國60.6%的水平，進入了城鎮化率提升相對緩慢的時期，但仍然有提升的空間。
林江指出，我們在看城鎮化率的時候，需要橫著看，也要豎著看。豎著看，廣東的城鎮化率到了目前這個階段，提升已經相對緩慢，2025年提升到近75%，已經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目標。橫著看，廣東的城鎮化率在全國也比較高。
那么，為何要進一步促進廣東的城鎮化發展？
林江表示，在人口聚集的城市去提供公共服務產品，整體效益會比較高。在農村大家居住地比較分散，提供公共服務的成本就很高，因此城市聚集有利于花更少的錢，能夠產生更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另外，他認為需要考慮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平衡，中央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但是如果鄉村的人都城鎮化了，怎么進行振興？因此，鄉村振興戰略和城鎮化的戰略需要互相對接。
那么，要如何促進廣東城鎮化的發展？其中一個推手是推進戶籍城鎮化率的提升，這也是一地城鎮化率水平的重要指標。從數據來看，2020年廣東省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仍然不足50%，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從“十三五”時期來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提升也快于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提升。
“但是，這么多人到了城市來居住并享受公共服務，對地方政府來說，短期內是有財政壓力的，因為地方財政需要支持居民的基礎教育、醫療、社保等，而剛剛到城市的人可能對當地地方財政沒有太多貢獻，換句話來說，地方政府要先出錢，幫助城市新居民到城市來安居落戶，這是不小的開支。”林江指出。
落戶進一步放寬
在“十四五”規劃中，廣東提出，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全面放開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大城市落戶條件，調整完善廣州、深圳積分落戶政策，確保社保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
此外，完善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和城鎮新增建設用地規模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政策，不斷擴大居住證附加的公共服務范圍并提高服務標準和便捷度。
孫不熟指出，廣東有很多外來人口，但外來人口并不完全等同于外來人才，很多珠三角城市的戶籍準入門檻，還是要求有大專以上學歷或者中等技術職稱，因此戶籍城鎮化率的提升并不會出現一個爆發式增長。
此前，媒體報道的數據顯示，至2020年末，深圳市在冊戶籍人口達到587.4萬，較2015年增長217.8萬，增長58.9%。此外，2017年至2020年，深圳累計引進核準類（包括畢業生、在職人才核準類）39.69萬人。
深圳市發改委近日答復了市人大代表建議，稱深圳入戶政策目前在國內主要大城市中幾乎最為寬松，且已覆蓋所有群體，不宜再加以放寬。
“事實上，深圳近幾年戶籍人口增量是非常大的，當地政府也會擔心，很多人會為了買房，投機性的把戶口遷過來，其實也不是真正在這長住。因此，不能太急功近利的把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拉上來，否則容易出問題。”孫不熟認為。
同時，廣東“十四五”規劃提出，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探索居住證互認制度，在除廣州、深圳外的珠三角城市率先探索戶籍準入年限同城化累計互認。
林江指出，對廣州、深圳這種超大城市來說，如果在人口入戶上沒有任何限制的話，可能導致大量人口涌入，給當地的公共服務帶來壓力，也沒有那么多的容納空間。比如，交通可能會過度擁堵。因此，在政策上，一方面要放開，一方面又要管住。
此外，這也意味著珠三角的都市圈建設的進一步加速。此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行動方案》，提出除超大、特大城市外，在具備條件的都市圈或城市群探索實行戶籍準入年限同城化累計互認，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有序引導人口落戶。
“都市圈就是要打破一切要素流動的阻礙，把‘墻’拆掉，廣州、深圳不加入戶籍準入年限同城化累計互認的話，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入戶吸引力是相對均衡的，不會產生太明顯的虹吸效應。”孫不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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