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上周日發表聯合聲明，兩國同意在今年年底啟動新一輪國際談判之前，提出更強有力的應對氣候變化的承諾。
新華社18日發布的《中美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明》（下稱《聲明》）稱：“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與其他國家一道解決氣候危機。”根據《聲明》，兩國還同意討論具體的減排行動，包括儲能、碳捕獲和氫能發展。中國已經承諾采取更多行動，以實現2060年的“碳中和”目標。
而此前在16日下午舉行的中法德領導人視頻峰會上，三國領導人已就合作應對氣候變化、中歐關系、抗疫合作以及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新華社稱，這再次彰顯中國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清潔美麗世界的堅定決心。
同時，前述《聲明》強調，中美兩國均期待4月22/23日美國主辦的領導人氣候峰會。雙方認同峰會的目標，即在格拉斯哥聯合國氣候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前提高包括減緩、適應和支持的全球氣候雄心。
復旦大學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協同創新中心教授劉永濤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應對氣候變化是中美雙方都有意愿進行合作的一個領域。“這是一件好事，不僅對中國有益，也對全人類有積極意義。”劉永濤稱，“應對氣候變化已被全面納入我國‘十四五規劃’，這是會積極推進的一件事。從中美合作來看，這需要雙方的信任、誠意和努力。”
北京大學能源研究院特聘副研究員李想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中法德領導人視頻峰會談到氣候變化的內容，再加上中美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明的發布，這傳達的信號很明顯。氣候變化仍是全球共同關切的一大話題。”
李想分析稱，“中國向世界傳遞了一個明確信號，即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問題上，我們愿意和全球各國展開積極合作。我國提出的碳達峰、碳中和時間表，是我國對氣候變化做出的莊嚴承諾，且展現了踐行承諾的意愿。”
中美攜手加強巴黎協定的實施
根據《聲明》，中美兩國堅持攜手并與其他各方一道加強巴黎協定的實施。雙方回顧巴黎協定第二條的目的在于將全球平均氣溫上升控制在低于2℃之內，并努力限制在1.5℃之內。為此，雙方承諾繼續作出努力，包括在巴黎協定框架下21世紀20年代采取提高力度的強化行動，以使上述溫升限制目標可以實現，并合作識別和應對相關挑戰與機遇。
全球氣候談判定于今年11月1日至12日在格拉斯哥舉行。兩國計劃在格拉斯哥聯合國氣候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之前，制定各自旨在實現碳中和、溫室氣體凈零排放的長期戰略，并盡可能擴大國際投融資支持發展中國家從高碳化石能源向綠色、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轉型。
為此，中美將繼續討論21世紀20年代的具體減排行動，包括制定工業和電力領域脫碳的政策、措施與技術，包括通過循環經濟、儲能和電網可靠性、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綠色氫能，并增加部署可再生能源、綠色和氣候韌性農業、節能建筑、綠色低碳交通等。
劉永濤對第一財經表示：“氣候合作是中國愿意積極參與的領域，但我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談氣候問題時，總會涉及到對經濟發展的考慮。我認為，中方已經充分意識到這一點，我們有自身的節奏和步驟，以逐漸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的時間表。”
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李政表示，我國還處在發展過程中，從能源角度來講，能源需求和電需求還會增加。
李政表示：“這意味著我們要區分增量和存量，增量要盡量拿新的、綠色可再生能源滿足，不要再生產更多用化石能源的設施，避免資產擱淺和資本沉沒。另一方面，存量替代。在實現碳達峰后，再慢慢發展可再生能源替代存量部分。”
中美綠色基金董事長徐林也認為，要想推動綠色產業發展，需要進行有效的國際合作。“在綠色低碳領域，雖然我們要追求自主創新，但其他國家掌握著一些現成的技術。我一直認為，我們過去的氣候國際合作的談判更多是關于碳減排目標的設定、誰承擔多大的責任等，但今后，我們可以在減排領域談技術、產品、服務的貿易投資自由。”他稱。
曾在國際能源署（IEA）工作過的李想表示：“中國提出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對整個經濟和產業結構、對經濟發展的方式，以及對能源領域都意味著系統性變革。目前來講，我們國家60%能源消費依賴煤炭，對天然氣和石油進口上依存度也很高，因此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但同時，我們可以借此倒逼經濟結構的改善、調整生產方式，因此可以說機遇和挑戰并存。”
美國國家可持續發展中心總裁方洪也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一個國家能源轉型中如果不使用化石能源，需要其他可再生能源代替，但代替要經歷一個過程。“當前人們說要從傳統汽車轉向電動汽車也是相同道理，這需要很多年的磨合。”他稱，“每一個國家在轉型能源結構的時候，都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但是，排放總量能否控制住，這是政府要做的決定。只要能夠每一年逐漸地控制總量，這對人類社會就是一大貢獻。”
新能源技術合作前景廣闊
李想表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減排中承擔著“共同且有區別”的責任。“對中國來講，我們更大的挑戰是，在面對氣候變化表明雄心的同時，如何確保能源供應的安全，并保證經濟發展的平穩可靠。在這個方面，我們可以和美國合作的領域有很多，包括先進的能源技術以及對清潔能源的投資。”他說。
李想提出，中美的合作是雙向的，“中國現在一些領域處在世界領先地位，比如我國清潔能源的產業鏈，我們是全球光伏和風電生產第一大國，也是裝機第一大國，美國在這些方面也可以更加深入地跟中國合作。”
此外，中美雙方將合作推動格拉斯哥聯合國氣候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成功，該會議旨在完成巴黎協定實施細則（如第6條和第13條），并大幅提高包括減緩、適應、支持的全球氣候雄心。雙方還將合作推動在昆明舉行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5次締約方大會取得成功，注意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重要性，包括該框架與氣候減緩和適應的關系。
當前拜登氣候計劃以全球氣候治理領導和美國綠色經濟復興為核心，面臨產業結構、基礎設施投資、新興關鍵資源、市場需求等瓶頸有賴于中方合作參與。中國政府提出的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也有賴于國內綠色經濟發展提速和參與引領國際氣候治理，在清潔交通、氫能、儲能技術等領域需要美方開放技術合作限制。
由此可見，中美在氣候變化方面合作的潛力巨大。中國發改委官員在上周召集美國企業的圓桌會談上表示，愿意就包括強制技術轉讓、知識產權等方面與美國企業展開對話，并強調中美兩國企業在電動汽車、碳中和以及數字經濟方面開展合作的潛力巨大。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報告表示，兩國應重視在氣候適應能力、低碳技術、碳中和等新領域的具體合作和知識產權保護，形成低碳領域的競爭性合作伙伴，并且密切關注美國低碳產業對華知識產權、政府扶持、不正當競爭等方面的疑慮，建立中美低碳知識產權合作機制，為中美低碳產業發展共同培育良好的知識產權等制度環境。
報告還稱：“技術合作是走出氣候挑戰深淵的出路。”中美在高端技術上仍存在差距，未來兩國可在稀土、鋰礦石等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基礎材料領域，建立關鍵礦產可持續發展聯合工作組。此外，建議中國可借鑒特斯拉模式，聚焦碳匯、碳捕獲等減排技術的應用，支持國內外碳密集、碳敏感行業實現“棄碳”，以正和的雙邊碳循環經濟打破雙方戰略競爭的態勢。
在國際氣候金融機制方面，中美也擁有廣闊的合作前景。為拓寬投資渠道，通過綠色金融激勵低碳技術創新，2020年7月，中國財政部、生態環境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成立國家綠色發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基金首期總規模達885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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