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中國香港，維多利亞港稍顯“暗淡”。為響應“地球一小時2021”活動，支持環保低碳生活，海港兩旁多座摩天大廈的外墻燈光熄滅，“幻彩詠香江”亦相應取消。自2009年起，香港已連續多年參與“地球一小時”。圖/IC photo
2019年11月22日，山西省太原市，一輛“森林公交”亮相街頭，車廂內種植有上百種植物。“森林公交”設計者希望通過這種形式呼吁市民選擇綠色低碳的出行方式。圖/IC photo
一條牛仔褲從制作到被丟棄，會產生33.4千克的二氧化碳排放（下稱“碳排放”）量，3781千克的水資源消耗，和每年占用12平方米的土地資源。那是否意味著很多人所熱愛的牛仔褲不能穿了？
其實，業內想了很多方法以解決牛仔褲所產生的碳排放問題。比如改進生產工藝，更換生產原料。再如，牛仔褲穿十次和穿兩次進行一次清洗，前者可降低清洗牛仔褲過程中80%的能源、水資源的消耗和對氣候變化的影響程度。但這些建立在對這一問題的重視基礎上。
同樣，伴隨我國經濟的增長，碳排放總量也在增長。公開數據顯示，2018年-2020年，我國經濟總量規模從91.93萬億元增加至101萬億元。與此同時，碳排放總量也從100億噸增加到113億噸。
“假如我們創造財富的同時，也產生了碳排放，這不就是需要減去相應的碳排放損失？”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長，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教授唐杰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實際上現在社會所創造的財富，還得扣除二氧化碳等有毒有害物所帶來的治理污染的損失。
生態環境部氣候變化司司長李高此前曾對新京報記者表示，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人口眾多、氣候條件復雜、生態環境脆弱，受到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更為顯著。近三十年來，我國的氣溫升高速率是全球同期的兩倍，極端天氣氣候事件表現出發生頻次明顯增加，強度增強，影響和風險日益加大的特征。二氧化碳作為溫室氣體的主要成分，控制碳排放已經成為全球的主流共識。
因此，唐杰認為，現在需要重新認識“GDP增長”。2019年8月，唐杰牽頭完成了《深圳市碳排放達峰和空氣質量達標及經濟高質量發展達標“三達”研究報告》。該報告預計深圳在2020年實現碳排放達峰。
碳減排與經濟增長不矛盾
在今年1月舉行的北京市“兩會”上，北京市人大代表、生態環境部規劃院院長王金南表示，通過調研發現，“不少地方認為2030年前還可以繼續大幅提高化石能源使用量，甚至還在‘高碳’的軌道上謀劃‘十四五’發展規劃，攀登碳排放‘新高峰’，達到‘新高峰’后再考慮下降，沒有認識到碳中和對各地發展的倒逼要求。”
3月，全國“兩會”結束后，李高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亦表示，全社會低碳發展意識尚待加強。部分地方片面追求GDP增長，以GDP為引領的陳舊發展觀念需要根本改變。社會公眾應對氣候變化意識亟待提高，需要激發自下而上推動綠色低碳發展的積極性、主動性。
那么，2030年實現碳排放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這個中國對國際社會做出的承諾，是否意味著要犧牲經濟增長速度？
研究能源經濟的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魏楚告訴新京報記者，如果說內部的改革動力和外部約束能夠實現有機統一的話，這兩個目標是可以兼顧、平衡的，“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如果說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系統沒有發生變化，這時增加一個碳達峰、碳中和干預指標，那顯然會成為經濟增長的約束條件，這就會使得經濟發展的速度慢下來。
在唐杰看來，看似很高的經濟增長是否真的是公眾想要的，其實是一個值得認真對待的問題。比如一個經濟增長速度是6%，但環境污染大大降低的地區，與一個以10%速率增長但環境污染問題顯著增加的地區，兩者作對比，恐怕前者才是社會真正需要的經濟增長。現有的經濟增長速度沒有扣除環境污染帶來的治污等各項成本。
顯然，想要保持經濟的發展和增速穩定，意味著能源需求還會繼續增長。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何建坤曾表示，要想在保持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實現碳達峰目標，那就必須降低單位GDP的能源強度。“如果你希望達峰的時候GDP仍然以6%甚至6.5%的速度增長，就必須使單位GDP二氧化碳強度的下降速度大于6%甚至6.5%。”
從事氣候變化經濟學、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研究的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方國昌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就經濟發展速度而言，經歷短期陣痛在所難免，主要體現在環境政策約束對資源配置方案的倒逼作用上，例如強制關停重污染企業可能會影響當地經濟產出和傳統勞動力就業，而新能源、輕污染企業和關鍵技術擴散還需要更多發展空間。“但長期來看，碳排放量逐步達峰和實現中和后，對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尤其經濟發展后勁的釋放是有利的。”
但樂觀派不這么看。從事碳排放核算與預測分析、氣候與減排政策評估工作的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副研究員朱永彬向新京報記者說，經濟增長方式和動力轉變是當前我國面臨的主要任務，但這并不必然帶來經濟增長速度的減緩。長期來看，創新驅動、科技引領和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等的提出，有利于中國經濟長期向好，并實現高質量發展。“毋庸置疑，碳達峰與碳中和目標的提出必將驅動中國經濟增長方式更加綠色、低碳和更可持續。”
朱永彬同時表示，要積極看待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而不能消極地認為碳減排目標與經濟增長是矛盾的，只有看到碳減排目標背后的機遇并積極主動作為，才是率先實現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的正確態度。
碳中和目標將帶來4000萬個新工作崗位
盡管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對于經濟增長不會有太大影響，但“從行業角度來說，首當其沖的是高耗能產業，這些行業將面臨最大的沖擊”，不過，魏楚也表示，這個沖擊對這些行業本身來說，是一次大洗牌，一個提升行業競爭力的過程。這個過程不是說把這些產業打趴下，而是大浪淘沙，把那些懶于進取、無法順利轉型的企業淘汰掉。
清華大學地球系統科學系教授關大博告訴新京報記者，從全球產業鏈上看，碳達峰、碳中和雙目標驅動下一定會誕生大量新行業，比如綠色轉型所衍生的新行業、各個社會經濟部門涉及的低碳技術（低碳產品），以及新興的綠色投融資（或氣候投融資），“在各個行業都會有大量新的機遇”。
天津科技大學綠色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孫振清向新京報記者介紹，據有關機構預測，僅實現碳中和目標，將帶來100萬億-140萬億元的清潔能源技術基礎設施的投資規模，以及4000萬個新工作崗位。
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的數據顯示，今后30年，“碳中和”將為中國帶來138萬億元的投資機遇。這包括，一是清潔能源、綠色交通、綠色建筑、節能環保等低碳產業將得到快速發展；二是綠色低碳技術將加速創新，產業的綠色升級依托技術進步，如光伏成本在過去10年中下降了80%-90%，行業投資價值顯著上升；三是碳捕捉、碳封存技術也將快速發展，最終實現商業可持續。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馬駿認為，這個規模可能更高，將有180多萬億元的綠色金融投資。
公開資料顯示，2005年至今，中國GDP能源強度的下降速度約為每年3.5%-4%，遠高于發達國家GDP能源強度下降的速度。不過，中國單位GDP能源強度在絕對值上仍處于較高水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7倍，是發達國家的2-3倍。
“這組數據表明，在降低GDP能源強度、大幅度節能以及控制能源消費總量方面，中國還有較大的空間和余地”，何建坤表示，這就需要技術創新作為支撐。而推進技術創新能夠發展低碳核心技術，既是新的經濟增長點，又是中國核心競爭力的體現。
工商銀行現代金融研究院副院長、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殷紅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理念被更多全球投資者認可和關注。2020年底我國可持續投資基金總規模已經超過1172億元、數量達到124只，分別較2019年底增長58%、12%。
殷紅介紹，投資人對上市銀行的ESG表現的關注顯著上升，主要表現在：一是投資人關于ESG方面的相關調研、交流、咨詢量較往年成倍增加；二是投資者關注的焦點集中在是否公開提出減碳目標或作出相關承諾、是否發布單獨的環境信息披露報告、是否公開資產碳排放數據等。
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副院長、教授錢小軍告訴新京報記者，國家發改委目前正在研究如何更好地推廣ESG作為投資標準。金融是一個有力的經濟杠桿，如果金融機構開始用ESG標準來考察是否投資一家企業，那么企業必然要重視ESG標準，否則企業就將面臨無人來投資的困境。
可通過“眾籌”實現各地碳達峰
公開資料顯示，2020年我國各省份經濟總量相差懸殊，其中，廣東是西藏的58倍多，占全國經濟總量的十分之一強。人均GDP亦然，北京是甘肅的近5倍，也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倍多。
面對不管是經濟總量還是人均GDP相差懸殊的現實，各省份碳達峰的時間是否也有先后，誰先誰后的差別？
關大博表示，如果全國一盤棋統籌考慮，像陜西、甘肅和新疆等一些地區，在保證現有GDP增速較快的情況下（如6%-8%或以上），也要2030年實現碳排放達峰，這確實對于經濟落后地區難度比較大。一個比較合理的做法是，按照工業化發展階段來分，把全國338個城市（含直轄市）分成若干個梯次，然后每個城市先將本市最落后的產業淘汰掉，治理好，再分階段實現碳排放達峰。
關大博介紹，如果每個城市都拿出每個行業碳強度墊底的5%企業，讓它們的碳強度達到所在城市所在行業的平均水平。這樣大約能夠實現20%-30%的減排，就可以兼顧到區域布局，而不是把碳減排壓力全壓給部分碳排放強度很高的城市。這就像“眾籌”，每個人拿出本人收入的5%，不會產生大壓力，但需要的錢又湊齊了。
國家統計局統計科學研究所統計師黃煌撰文表示，各省份碳排放分配可以依照責任優先、能力優先、需求優先和效率優先四種方案進行，不同決策偏好對應的碳排放分配方案在各地區具有一些差異。
“經濟增速與單位GDP碳強度增速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關系，但認為經濟高速增長的省份或地區就更晚達峰是不太合適的”，方國昌表示，原因在于，影響碳排放量的因素除了單位GDP碳強度，更重要的是產業結構、能源結構、碳排放密度等。經濟高速增長的省份或地區往往在經濟結構、要素資源、政策環境等方面具有相對優勢，而這些因素對于控制碳排放也是可以產生積極作為的。因此，單純將GDP增速與單位GDP碳強度增速拿出來下結論失之片面。
東北財經大學統計學院副教授王勇撰文指出，中國大部分省份碳排放仍處于超標狀態，初始碳空間盈余嚴重不足。因此，需要積極推進碳排放強度管制政策的實施，并提供立法支持。碳排放強度管制政策的實施，能夠促使生產部門優化能源供給結構，加大對碳排放因子較低的能源的供應量，從而降低碳排放量的增加。
長期從事環境保護法研究并推動立法實踐，一直高度關注氣候變化的法治進程的全國政協常委、社會與法制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呂忠梅亦在此前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客觀地說，我國現有立法不能滿足碳達峰目標和碳中和愿景實現的實際需求。因此，碳達峰、碳中和實現所需要的進展報告制度、評估制度、咨詢制度、信息發布制度、年度報告制度、責任追究制度等專門法律制度都急需建立。
生活方式需要綠色化
關大博發現，一種快時尚在流行起來，比如以牛仔褲為例，有些人認為穿了幾次就“過時”了，一些時裝變成有時效了。過了這個時效要么放衣柜，要么扔掉。平均來講，美國每年人均購買7條，中國是人均1條，印度是人均0.3條牛仔褲。如果中國和印度人也像美國人那樣消耗牛仔褲，那也許地球的資源就消耗殆盡了。
通訊作者為浙江理工大學服裝學院副教授王來力的論文指出，牛仔褲是深受消費者喜愛的服裝類別，統計數據表明，其約占我國消費者服裝購買量的8.91%。但由于牛仔褲生產鏈條長，生產過程中消耗較多的能源和水資源，污染物排放量大，造成嚴重的環境影響，核算牛仔褲工業生產的碳足跡對于減小其環境影響具有參考意義。
關大博介紹，原來我們國家的人均碳足跡與發達國家相差挺大的，但現在有些發達城市的人均碳足跡已經與美國水平相差無幾了。“中國整個城市人口的人均碳足跡，基本上和歐洲的平均水平持平，與中游國家像意大利、西班牙基本差不多。”
“可問題是，消費端還沒有拿出來一個可落地執行的措施”，關大博說，不僅中國沒有，歐美發達國家也幾乎沒有，“都在一個起跑線上”。我國城市人口的碳足跡不能再增加，同時還要防止大量的農村人口也效仿歐美國家的消費方式。
唐杰表示，碳強度下降，其實就是用更少的能源產出更高效率的產品，或者人們為了減少能耗，住更小的房子，用更節能的綠色建筑。德國二十年前推動被稱為“被動屋”的綠色節能建筑，近年來在“被動屋”上加入光伏設施，成為可為社區供電的住宅。如果我國也能大量推廣使用這種建筑，那也能減少大量的碳排放。
唐杰認為，要實現2030年碳排放達峰，難度不僅在生產端，也在消費端。比如汽車消費，我國現有汽車保有量2.4億輛。未來能不能更少通過私家車出行，而是改乘公共交通，這都是重要綠色消費方式。
隨著新能源汽車技術的進步，零排放的汽車可能讓汽車的碳排放問題得到解決。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歐陽明高向新京報記者表示，大規模推廣使用新能源汽車是實現2060年實現碳中和，實現新能源革命的有力保障。新能源革命是用光伏、風能等可再生能源發電來代替煤發電，這是能源生產革命，但能源生產革命要用能源消費革命來推動。消費革命是什么？就是大規模推廣使用新能源汽車。這是實現碳中和的保障技術，是新能源革命和工業革命的核心。
而在朱永彬看來，生產端和消費端對綠色化轉型來說是一體兩面、相互促進的關系，可能很難說清誰的作用更大。以汽車產業為例，傳統汽車大約消耗了我國汽油消費總量的98%和柴油消費總量的62%，占油品消費的比重非常大。實踐表明，只有在生產端和消費端同時發力，才能促進新能源汽車的大規模普及，由此可以避免使用過程導致的大量交通碳排放。
新京報記者 肖隆平 實習生 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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