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拉薩3月26日電 題：我的1959
新華社記者王澤昊
在舊西藏的日喀則“曲瓦莊園”，生活對于當時的農奴多扎木來說只有“三天”。一天低三下四無償服侍領主；一天給富農家幫工，換少許糌粑充饑；一天賣力地種從領主那里租來的地。這樣的苦日子，如太陽每天照常升起一樣固定。
據1959年民主改革前統計，在西藏約330萬克（1克約合1畝）土地中，三大領主（官家、貴族和寺廟上層僧侶）占有比例高達99.7%。依靠對土地的絕對占有，領主掌握著農奴的生死婚嫁，可隨意用于賭博、買賣、贈送等，廣大農奴毫無人權可言。
上圖左：西藏農奴制度下的“人背人”（即農奴背馱農奴主）差役。上圖右：和牲口同住的農奴。下圖：農奴益西欽沛服勞役后與犬同眠。（新華社發）
“我們租種的3畝地每年產的青稞除交給領主6個‘卡如’（一種容器，一次可裝28斤青稞）外，剩下的全部還上一年從富農家借來的糧食，大約30個‘卡如’。”現年86歲的多扎木說，一年到頭，自己留不下一粒青稞。
不僅如此，多扎木家每年還要給領主上交各種各樣的稅，如糧食稅、羊毛稅、羊肉稅、柴火稅、飼料稅……名目繁多的稅種讓人苦不堪言。
年復一年，多扎木掙扎在借糧食、交稅、還糧食的惡性循環中。吃不飽就靠喝水充饑，但可憐的是水都不是熱的。
“燒水需要柴火，但莊園里的一草一木都是領主的，如果偷撿柴火被發現，是要挨打的。柴火是在冬天冷得不行了才用。”多扎木布滿皺紋的眼角溢出一絲傷感。
日喀則市江孜縣江熱鄉加堆村的達國杰，這樣評價自己的童年：“舊西藏是慘無人道的，現在的人對牲口都沒有那時候領主對農奴那么無情。”
日喀則市江孜縣江熱鄉加堆村的達國杰（右二）和兒媳婦、孫子、孫女的合影。（新華社記者孫瑞博 攝）
時至今日，76歲的達國杰仍對舊西藏充滿了憤恨。那時，達國杰一家六口生活在當地的“亞西平康莊園”，祖祖輩輩都是差巴（農奴的一種）。“在農奴主眼里，農奴就是牲口，想打就打，看不順眼有可能把眼珠子剜下來。”達國杰說。
有一年秋天，農奴們在沒日沒夜地為領主收青稞，8歲的達國杰負責給監工的管家煮茶。由于水沒燒熱，管家隨手就撿起一塊石頭向達國杰腦袋砸去，他瞬間血流不止、暈倒在地。這是幼年的達國杰第一次遭到毒打。
“這還不算重的，每年到藏歷10月25日，如果農奴交不上相應的糧食稅、酥油稅等各種稅，農奴主就會上酷刑。比如用竹簽插指縫、把燒紅的鐐銬銬在腳踝上……”達國杰心有余悸地說。
歷史上，西藏長期實行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廣大農奴處于被剝削被壓迫的苦難境地。直到1959年3月28日，氣勢磅礴的民主改革運動為這一腐朽罪惡的制度敲響了喪鐘，百萬農奴實現了翻身解放。
定格1959年，從黑暗走向光明，成了那一代西藏人民難以忘懷的歷史時刻。
翻身農奴多扎木老人在喝甜茶。（新華社記者孫瑞博 攝）
民主改革后，多扎木從領主家的倉庫里分得了牛羊肉，興沖沖地跑回家，當晚一家人燃起篝火，一邊煮肉一邊跳舞。多扎木清晰地記得當他吃第一口肉時，眼淚不禁流了出來。
同年，達國杰一家分得了50畝地、1頭牛、1匹馬和15只羊。達國杰說：“有了自己的土地，干再累的活都是開心的。那一年我們不僅吃飽了，多余的糧食還賣了錢，真正體會到了做人的滋味。”
西藏民主改革，讓雪域高原迎來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脫貧攻堅戰打響以來，西藏更是按下了擺脫貧困的“加速鍵”。截至2019年底，西藏74個貧困縣區實現“摘帽”，62.8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歷史性消除絕對貧困。
如今，多扎木住著美觀敞亮的二層藏式民居，家里的6臺卡車和拖拉機整齊擺放在院子的車棚里。3個兒子勤快肯干，依靠外出務工、跑運輸、種莊稼，一家年收入20萬元左右。在兒孫的精心照料下，老人衣食無憂，安度晚年。
翻身農奴多扎木老人（右一）在和兒子加央（左一）擦拭拖拉機。（新華社記者張汝鋒 攝）
達國杰1972年加入了共產黨。在加堆村任村干部的30年間，他帶領鄉親們平整農田、修房屋、挖水渠……時刻發揮黨員帶頭模范作用。“要不是共產黨解放了我們，我可能都活不到今天。成為一名黨員，是我這輩子最重要的一件事。”達國杰說。
今年春耕，達國杰雖不能親自操弄農機，但老人不斷在田間地頭徘徊，舍不得離開。看著平整的土地被犁出一道道深深的壟溝，達國杰說：“舊西藏我們痛恨這片土地，現在我們是這片土地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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