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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用秦制干翻項羽《劉邦的王朝之路：摸著秦國過河》，建立西漢，吸取秦亡的教訓，沒有立刻把秦制推向全國，而是搞“一國兩制”：中央直屬的漢地實行郡縣制（秦制），東方各地依然實行分封制（周制），這就是大家熟知的“郡國并行制”。
格局類似于戰國末期的秦國與東方六國。
1
西漢為什么要玩“一國兩制”？
首先，什么是秦制和周制？
秦制：經濟上的重農抑商、政治上的君主專制、文化上的愚民政策、社會上的權力直達基層；
周制：經濟上的農商并舉、政治上的諸侯分封、文化上的寬松政策、社會上的自治共同體。
秦制誕生于秦國，核心特征就是實現君王對全國資源的全盤控制，形成快速有效的組織能力，郡縣制、編戶齊民、文化管控，都是為了這個目的。周制誕生于西周，其實就是傳統意義上的封建制度，分封制、宗法血緣、地方自治，這些是周制的核心特點。
在社會單一目標的實現上，比如戰爭、救災、穩定，秦制更有效；在社會活力的表現上，周制更人性化。
劉邦建立西漢時，先秦故地經過兩百年的熏陶，能夠較好地接受秦制；東方的六國故地，懷念周制，短命的秦朝已經告訴劉邦，他們還不能接受秦制，若強行推廣，勢必反彈，劉邦便分封諸王。
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
“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盭綬，掌治其國。“
于是，就整出了“郡國并行制”這樣一個折衷的政治方案，既能避免出現東周的中央形同虛設，又能避免秦朝的暴斃。
對于劉邦的這種被迫“創新”，《劍橋中國古代史》有一句經典的表述：
帝國必須尋找一種靈活的折衷方案，而這幾乎很難做到：即在一個嚴格的紀律嚴明的政府模式和對人性的道德價值的重視之間尋找一種可行的平衡。
雖然劉邦在有生之年將韓信、彭越這樣的異姓王誅滅殆盡，“非劉氏不能王”的9個同姓王在轄區范圍和權力范圍上較戰國有所縮減，但是在最關鍵的行政權、財政權和軍權上，諸侯是獨立的。
他們在封地境內都可以自己設置官吏，處理食邑的財富，他們的女兒都可以叫公主。對于諸侯國的這種獨立性，班固《漢書·高祖本紀》有記載：
“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
諸侯權力是世襲的，只有該國的太子才能繼承王位，國內除丞相之外的各級官吏，由諸侯自己任命。《后漢書·百官志》有記載：
“漢初立諸王，因項羽所立諸王之制，地既廣大，且至千里。……。國家唯為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
諸侯靠封地租稅生活，不領取政府經費，除極少部分進貢中央外，國內的稅賦由諸侯自己處置。《資治通鑒·漢紀》有記載：
“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于天下之經費。”
各諸侯王還有聽命于自己的軍隊，吳王可以自己率軍攻打閩越，趙王可以率軍與匈奴且戰且和，齊王與“中尉魏勃陰謀發兵”。
諸侯與中央的這種近似獨立性，從軍事力量上講，繼承秦制的中央是最強的，劉邦順利平定異姓王，與六國無力獨自抗秦類似，后來的七國之亂，可以看作是五國伐秦的重演；從統治角度講，漢初并不是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王朝，更接近戰國霸主的地位，只不過天下都姓劉，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劉氏統治集團，戰事會減少。
因此，從實質上講，西漢初期的社會形態和時事格局，與戰國末期是一樣的。這種“一國兩制”，從劉邦到漢景帝，西漢實行了半個多世紀的，我們就來看一看東西兩邊的社會發展對比。
2
秦制無盛世
中央直屬的秦國故地，最為人所熟知的就是“文景之治”：輕徭薄賦、國泰民安、王朝盛世。在官方歷史里，一說起西漢，總會從高祖的天下疲敝說起，然后就是文景二帝的休養生息、輕徭薄賦，再到國強民富的漢武帝。
對“文景之治”最有名的贊美之詞，就是司馬遷的《史記·平淮書》：
“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馀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但絕大多數人都不知道，這段歌頌文字的最前面還有一句話——“非遇水旱之災”。這段盛世，似乎有待商榷。
”文景之治“最為人稱道的是1/30的超低田租稅率，有時還免除田租，但田租只是眾多稅種之一，還有徭役、兵役、人頭稅、戶賦、財產稅等等。這邊收少了，那邊再補回來，對于漢初農民的綜合稅賦，班固的《漢書·食貨志》有記載：
“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十稅五也。”
這段話說了兩點重要信息：1、減免田租，但常有以出錢代替兵役的賦稅，老弱病殘都要繳納；2、名義上是三十稅一，實際上承擔了50%的綜合稅率。
秦簡記載秦朝的田租稅率是1/10和1/12，但綜合稅率如董仲舒所言”至秦則不然……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漢初的田租稅率比秦朝低很多，但農民實際承擔的稅率都是50%左右。
對于漢朝子民的高稅負，《漢書·食貨志》還列了一條細賬：
“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馀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馀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馀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
一個有100畝田的5口之家，扣掉正常年份的稅賦和剛性開支，一核算下來，最終一年還虧450錢，這還沒有算上天災人禍和皇帝加稅的不可抗力因素。所以農民經常貧困。
漢景帝的御史大夫（”三公“之一）晁錯在《論貴粟疏》中表達過相同的觀點：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
一個有100畝田的5口之家，要應對官府的各種稅目和徭役，如果趕上風調雨順的好年景，尚能填飽肚子，但如果不幸遭遇災荒之年，則難免會忍饑挨餓，甚至要售賣兒女、田宅。
足可見，令人憧憬的”文景之治“時代，其實是一個百姓充其量只能填飽肚子的時代，只不過比秦朝的朝不保夕好那么一點。如果非要稱它為“盛世”，那也不過是一個“饑餓的盛世”。
這跟當代的農民是差不多的，免除了農業稅，但農民的生存壓力就比以前小了嗎？至少，2005年免征了農業稅，但2006年豬肉價格從5元直接翻倍至10元。
這就是秦制的秘訣之一：農民一生處在半飽不飽的狀態，還不會有種田之外的想法，這樣就比較好統治。
總之，秦制無盛世，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不興不亡，百姓還是苦。
3
江南思劉濞
在周制的六國故地，小炒以吳國為例，主要是漢初吳國的歷史記載較多。
吳國統轄東南三郡五十三城，定都于揚州，與”文景之治“同時代的吳王叫劉濞。如果大家對劉濞這個人名有點陌生的話，那么小炒說一個事你們就了解了。
”七國之亂“的帶頭大哥，就是吳王劉濞。（七國起兵并非造反，以后再講）
然而，就是這么個”叛亂分子“，卻得到了揚州人至今的紀念。
揚州的大王廟，供奉著兩位吳王：夫差和劉濞。楹聯：“曾以恩威遺德澤，不因成敗論英雄”，橫額：“恩被千吳”。
揚州博物館也有劉濞雕像。博物館里的歷史館，主要展述了揚州兩千多年的三大文明標志：吳王劉濞時期、唐代漕運時期和明清運河時期。
吳王劉濞在揚州本地的崇高歷史地位，主要就他體恤百姓，實現了揚州的首次殷實富強。
秦漢時期，文明中心在關中和中原地帶，吳國是地廣人稀的偏遠之地。《史記·貨殖傳》中記載，“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也，其俗類徐”，廣陵就是揚州，就是說那時候揚州民風彪悍，遠遠不是后來的江南溫情。
劉濞一來，當了40年吳王，就把吳國建設成了當時首屈一指的經濟特區，富甲天下，深得民心。
西漢朝廷實行1/30的超低田稅，在歷史上大放異彩，但吳國更狠，直接免除田稅，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廢除農業稅的領導人。
然后，吳國實行與秦制背道而馳的政策：大力發展商業，這就是開海煮鹽和開礦鑄幣。
大部分史書都是認為吳國的海鹽資源和銅礦資源豐富，這些先天因素造就了吳國的富裕。這是客觀原因，但更重要的主觀原因被忽略了：吳王劉濞不僅將這些資源開放給民間，還減免稅收。
楚國和齊國也有豐富的海鹽資源，特別是齊國，海鹽是它的傳統優勢行業，但這兩國的優惠政策不如吳國，吳國民間煮鹽無須納賦稅，于是吳國百姓紛紛投身煮鹽業，干得熱火朝天，吳國迅速成為鹽制造業中心之一。
漢初的貨幣大都是銅制造的，當時天下有兩大銅山，蜀和吳。蜀地由朝廷管轄，銅資源由皇帝心腹鄧通管理，民間不得插手，而吳國鼓勵民間鑄幣，形成了“吳鄧錢布天下”的局面，吳國成為金融中心之一。
從窮鄉僻壤到“有諸侯之位，而實富于天子”（《前漢紀》），對于吳國的經濟快速崛起，司馬遷的《史記》記載：
“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斂，使其眾，以擅山海利。”
班固的《漢書》也持有相同觀點：
“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斂以使其眾。”
二人的觀點用現代話語翻譯過來就是：減稅降費，開放民間。
吳國逐漸變得富裕，但吳王并沒有迫不及待地”薅羊毛“，而是繼續提升百姓福祉，又與秦制背道而馳。
徭役和兵役是古代百姓的沉重負擔，朝廷規定的這兩個指標，老百姓必須無償完成，老百姓(603883,股吧)不僅拿不到服役的工資，還耽誤正常的生產活動。吳王劉濞就用吳國財政收入替百姓以錢代役，不愿意服役的人，吳國用錢抵消了中央政府攤派的勞役；愿意服役的人，能拿到吳國支付的工資。
對于吳國的輕徭薄賦、讓利于民，《史記·吳王濞列傳》記載：
“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如此者四十余年，以故能使其眾。”
吳國的百姓無賦稅，服役有報酬，逢年過節就給老百姓“發紅包”，這種善政實行了四十多年。?對比西漢中央直屬漢地沉重稅負下的“半飽不抱”，吳國簡直就是當時的一片樂土。
對于吳國的經濟繁榮、百姓富庶，南朝宋詩人鮑照的《蕪城賦》有字為證，蕪城就是揚州：
“當昔全盛之時，車掛轊，人駕肩，廛闬撲地，歌吹沸天。孳貨鹽田，鏟利銅山，財力雄福，士馬精妍。”
正所謂“天地之間有桿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兩千多年以來，揚州地區老百姓尊劉濞為財神，尊劉濞大王廟為財神廟，這就是老百姓對治國富民者最樸素的肯定方式。蘇軾《于潛女》就表達了揚州人對劉濞的懷念之情：
“老濞宮粧傳父祖，至今遺民悲故主。”
民間口碑往往有別于官方歷史。古往今來，主政一方，以富民為先者，民恒頌之，此乃亙古不變的治國大道。
4
人口流動
一個國家或地區好不好，老百姓最有發言權，他們會用腳來投票。比如戰國末期，秦國武力獨步天下，但不斷有秦人越過邊境，逃往楚國；秦國攻占韓國上黨地區，但這些人都不愿意當秦民，而紛紛逃往趙國，愿意當趙民。
所以，這就是觀眾對電視劇《大秦賦》編造“楚人投奔秦國”的無底線片段感到憤怒的原因所在。
后世不論怎么美化秦始皇，為秦國說話，在戰國百姓的現實選擇面前，這些辯解都是蒼白無力的。
那么，現在我們來看看，漢初諸侯國與中央之間的人口流動是怎樣的？
首先，中央基本封鎖了人員向諸侯國的流動。
漢初《津關令》：
“請闌出入塞之津關，黥為城旦舂；越塞，斬左止為城旦。”
意思是：無證出入者，貶為刑徒，服苦役；偷渡者，斬掉左腳趾，服苦役。
而且，西漢”禁馬出關“，許可帶馬匹出關的對象只限于特定吏員。《津關令》：
“禁民毋得私買馬以出扜關、鄖關、函谷、武關及諸河塞津關。”
“請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家在關外者，得私買馬關中。”
這兩條，使得西漢朝廷基本控制了中央區域的人員向外流動。
《張家山漢簡·奏讞書》記載的一個故事，更能說明西漢朝廷的人員控制：
“臨淄獄史闌令女子南冠縞冠，佯病臥車中，襲大夫虞傳，以闌出關。南，齊國族田氏，徙處長安，闌送行，娶為妻，與偕歸臨菑，未出關得，它如劾……。”
女子田南是秦末齊國的王族成員，她被齊國的獄史闌護送前往長安定居。途中，二人跨越身份結為夫妻，并決定一起私奔返回齊國臨淄。闌找來了男子衣冠，偷竊了大夫虞的通關符傳，讓南穿好偽裝在車上，裝作病人養病，希望騙過邊關，但還是被發現了。
縣廷審問闌：“你不應當娶南為妻，更不應該又隨她返回臨淄，你犯了引誘和奸詐罪。”
闌辯解之后，縣廷再次質問：“法律所以要規定禁止從諸侯國來的引誘者，就是禁止一國的人娶另一國婦女為妻。你雖然不是故意來引誘，但實質上是引誘漢民到齊國。”
縣廷還舉了一個案例，婢女“清”與從兄一起逃離漢地前往趙國，是按“亡之諸侯”來論罪的。“亡之諸侯”就是逃往諸侯國的意思，是很嚴酷的罪名，可以判處死刑，類似于現在的“叛國罪”。
從這個歷史典故基本可以看出：1、西漢朝廷用嚴刑峻法禁止老百姓離開漢地前往諸侯國生活，禁止跨國婚姻；2、漢地的百姓愿意離開漢地前往諸侯國，不惜冒生命危險。
正是因為老百姓愿意這么做，所以西漢朝廷才會嚴加管控，這就是政府不自信的表現。正如南韓與北韓，只有北韓才會出臺法令管控國民出境，南韓才不會，因為知道國民壓根就不會去北韓。
由于在史料上暫時沒有找到直接記載諸侯國出入境管理的文字，小炒用流民的流向，來看一看人民的選擇。
文帝十二年，賈誼上疏，見《漢書·賈誼傳》：
“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于漢。其吏民徭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
意思是：淮南國等諸侯國人口急劇增長，那些漢地民眾以隸屬于漢朝為苦，希望以諸侯為王，逃離漢地而歸附諸侯的人已經不少了。
社會上最低等的罪犯，若待在漢地，一系列嚴刑峻法就等著他們，但諸侯國反其道而行之，用優惠政策吸引他們前來工作定居。
比如淮南王劉長，“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還有吳王劉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而且堅決不同意“引渡”，“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共禁不與”，其他國家要把罪犯從吳國抓回去，吳國一概拒絕。
總之，無論是漢地百姓，還是天下百姓，他們的選擇已經表明，這場制度的較量，在百姓眼中勝負已分。如果不是朝廷嚴格控制漢地百姓的出入境，漢地的人口數量就不會像統計表里的那般好看了。
5
制度的滲透
西漢的“一國兩制”在區域分布上，并非是涇渭分明，而是互相滲透。典型的就是秦制糅合了商業，周制融入了郡縣制。
實行秦制的中央直屬漢地，劉邦對商人的打壓堪比秦始皇，《史記·平準書》有記載：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雖然抑商，但中央區域的商業還是發展起來了。漢文帝二年，賈誼上奏《論積貯疏》，被收錄在《漢書·食貨志》：
“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賦也。”
意思是：現在棄農經商的人很多，奢侈的風氣一天天地滋長，這都是國家的大禍害。
漢景帝的御史大夫晁錯在《論貴粟疏》中也有著相同的觀點：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
意思是：現在雖然法律輕視商人，而商人實際上已經富貴了；法律重視農民，而農民事實上卻已貧賤了。
這兩端材料都是秦制“重農抑商”的老調重彈，但我們可以從側面看出，商業還是得到頑強的發展。經商致富、追求更好的生活，這是人的本性，面對現實吧。
實行周制的諸侯國內，吸收模仿了朝廷的郡縣制。郡縣制是一群職業官僚，而周制的貴族分封制是世襲血統的貴族，從現代角度講，在政府治理能力上，郡縣制更加專業、更有效率。
在諸侯國的中央層面，其官制與西漢朝廷是類似的。
《漢書·諸侯王表序》：
“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
《漢書·百官公卿表》：
“諸侯王……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眾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漢朝。”
在中央-地方層面，諸侯國普遍繼承了秦朝的郡縣制，實行”王國-支郡-縣“的三級管理體系，郡和縣的長官由諸侯掌管。
在史料記載上，只有齊國和楚國有過無郡或廢郡的事實，這種局部現象，還是埋沒于郡縣制的浪潮之下。《史記》和《漢書》都對無郡、廢郡只字未提，因為司馬遷和班固都看到了郡縣制的歷史大勢，那些小逆流并未出現在他們的記載中。
從這里也可以看到，郡縣制并不等于中央集權，它也可以是分封制這種地方分權模式的工具。
所以，在漢初“一國兩制”的總體框架下，兩種制度都在進行自我進化，秦制暴烈反人性、周制的組織動員能力較差，有商業的秦制和有郡縣制的周制，都是各自最大短板的完善。若能這么走下去，還真有可能出現一個取長避短的新東西來。
小結
作為秦制的堅決反對者，小炒非常希望中華文明早日清除這個毒瘤。它一次次降臨中華大地，帶來了無數災難。但是在勝利者書寫的歷史中，總是想著為秦制涂抹點胭脂粉，讓它顯得溫情一點，比如西漢的文景之治。
但自古以來，這種溫情從來都是面具，而且，絕大多數時候，這種溫情是秦制以外的東西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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