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時報記者 孫璐璐
2月26日，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NIFD）發布新書《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9》，本書編制了2000—2019年共計20年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數據。通過這些數據可以“摸清家底”，從存量的角度把握這2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存在的問題以及改進的方向。
社科院金融所所長、NIFD主任張曉晶表示，財富相較GDP，在衡量一國綜合實力方面無疑更具代表性。社會凈財富由于不含負債，是真正意義上的一國財富（“國富”）。所謂“國富”比較，大多以社會凈財富作為基準。就20年的時間跨度來看，中國財富規模大幅增長，充分反映出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2000—2019年，中國社會凈財富的年均復合增速快于名義GDP增速（更快于實際GDP增速）。由于GDP是流量指標，財富是存量指標，從這個意義上，中國經濟的“流量趕超”已經讓位于“存量趕超”。
數據顯示，經過20年的發展，中國GDP已經由2000年的10萬億元，攀升到2019年的接近100萬億元；而財富存量由2000年的不到39萬億元，上升到2019年的675.5萬億元，人均社會凈財富約為48.2萬元，其中，居民人均財富約為36.6萬元。2000—2019年，中國名義GDP的復合年均增速為12.8%，社會凈財富的復合年均增速為16.2%。
兩大原因推動社會財富總量快速增長
中國近20年來社會凈財富增速高于名義GDP增速，2019年中國社會凈財富是2000年的17.4倍。該書認為，中國社會凈財富相對于GDP以更快的速度增長，主要來自于兩方面的貢獻：較高的儲蓄率和價值重估效應。
具體來說，較高的儲蓄率直接對應較高的固定資本形成率，各部門的固定資本形成帶來了非金融資產的每期增量。在每期的總產出中，消費占比相對較小，而投資占比相對較大，促進了中國財富總量的更快增長。
“中國的總儲蓄率長期保持在40%-50%，除中國外，各主要經濟體的儲蓄率大體處于30%以下水平。儲蓄率決定了中國與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之間的資本積累速度不同。”張曉晶稱，近20年來，中國的資本形成率年均為40%左右，也就是說，總產出中有四成比例通過投資形成了財富積累，而發達經濟體的產出則大多用于消費，新增資本積累的比例較小。
財富總量上漲的另一個因素是價值重估過程——土地增值、股票、房地產價格上漲等因素均促進了存量資產的市場價值上升。不過，該書強調，價值重估可以解釋中國財富的增長，但它并不是中國財富增長與發達經濟體產生差異的主要原因。
此外，從財富分配的角度看，在近700萬億元的中國社會凈財富中，居民部門占比最高，不過，從21世紀的前10年與后10年比較來看，居民財富占比下降了2.8個百分點。
書中對此解釋，與發達經濟體迥異的財富分配結構既反映出當前中國非常明顯的發展階段特點——如政府主導的經濟趕超，也表現了中國經濟的制度性特征——以公有制為主體。政府主導下的經濟趕超客觀上要求經濟資源更多流向公共部門；而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包括大量國有企業以及公有土地等，使得政府存量資產規模龐大。
中國去杠桿取得顯著成效
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積累了大量財富，但同時也積累了不少問題和風險。該書認為，就金融風險而言，一方面，經過3年多的治理，風險得以緩釋，防風險攻堅戰取得初步成績；另一方面，中國總體金融風險仍處在高位，且有向政府和公共部門集中的態勢。
書中提出，宏觀杠桿率是金融脆弱性的總根源。因此，“去（穩）杠桿”取得實效，使得總體金融風險有所緩釋。第一，從金融杠桿率來看。金融杠桿率的峰值出現在2016年年底，近3年出現較大幅度下降。無論是從資產方數據，還是從負債方數據來衡量，2019年的金融杠桿率均已明顯回落至2013年左右的水平。在金融“去杠桿”政策下，銀行表外業務明顯收縮，影子銀行規模大幅下降。
新書發布會上有學者表示，高杠桿容易引發“資產負債表衰退”，由于負債償付是剛性的，但資產價值是柔性的，因為后者的價值極易波動，這就造成高杠桿成為引發系統性風險的主要原因。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企業部門的“去杠桿”。中國企業部門的杠桿率在全球都是名列前茅的，因此也是“去杠桿”的重中之重。在“去杠桿”政策的作用下，中國企業部門杠桿率從2017年第一季度的160.4%下降到2019年年底的151.3%，3年間下降了9.1個百分點，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績。
NIFD理事長李揚表示，過去幾年，中國在去杠桿領域取得了積極成效，贏得了戰略主動。“去杠桿”的概念是引自國外，但中國確實是真正踐行了去杠桿，盡管2020年為應對疫情沖擊宏觀杠桿率重新明顯攀升，自去年四季度開始杠桿率就已企穩，預計今年宏觀杠桿率不會再明顯上行。
應建立“可持續”的債務積累模式
盡管過去三年我國在去杠桿領域取得顯著成效，但新書認為，中國總體金融風險仍處在高位，且有向政府和公共部門集中的態勢。
“無論是從資產端還是負債端分析，廣義政府或者說公共部門承擔的金融風險都占到六成以上，說金融風險向公共部門集中亦不為過。”張曉晶稱，在存量債務結構中，國有企業債務以及地方政府債務是“大頭”，這也是債務風險向政府部門集聚的主要“體征”，是債務處置的重點。
其中，對于如何處置存量地方政府債務，書中建議，一是擴大地方債券發行量，不僅是用于彌補當年的赤字，減少增量的隱性債務；還將用于置換存量的隱性債務（如融資平臺債務）。二是盤活政府存款。2019年年底中國政府存款（機關團體存款加上財政性存款）為33.9萬億元，占當年GDP的34.4%。這一龐大規模的存款也顯示出中國政府財政資金的運行效率有限。三是通過地方政府資產（如地方國企等）的處置，部分化解債務風險。
張曉晶表示，債務存量處置是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而轉變債務積累模式，使之“可持續”則更為關鍵，應進一步硬化國企和地方政府的預算約束，突出競爭中性，打破剛兌，這樣才能形成以市場化風險定價為基準的可持續的債務積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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