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前解封了，真好。”陳小蕓盯著手中的出入證，感嘆道。
2月10日（大年二十九）早上10點，在北京大興區融匯小區北門內外，所有人都在等待小區大門開啟的那一刻，暫時住在該小區姐姐家的陳小蕓也不例外。
當天，北京大興區天宮院地區的5個社區正式解除封閉管控，這5個社區包括天宮院地區融匯社區、天宮院社區、天宮院西里社區、天宮院中里社區、天宮院南里社區。至此，北京實現了春節前中高風險地區全部清零。
受到大興區此輪疫情波及的，除了天宮院地區的居民外，還有附近學校、底商和商場。1月19日，根據大興區新冠肺炎防控中心消息，在融匯社區28家底商全部關停基礎上，關停67家“七小”門店以及天街和凱德MALL兩大商場，并對商鋪從業者、快遞員等相關人員進行居家和集中隔離。
經歷22天的等待，在融匯小區解封當天，小區西側，隔著一條馬路的凱德MALL商場恢復營業，而小區附近的底商，如一些餐飲店、便民超市和服裝店等，也相繼復店經營。
“解封后，外賣、快遞等服務也陸續恢復了。只是所有的快遞、外賣只能送到小區門外，由居民過去取。”陳小蕓說。
2月14日，第一財經記者走訪天宮院附近商圈時發現，不少商鋪、商場一改往年春節歇業的傳統，大年初三就已恢復正常營業。此外，在復工的服務業從業者中，有不少留京謀生的外地人。根據“大興區所有人員原則上禁止離京”的要求，他們今年需要留守在京，原地過年。
對于這些剛剛結束居家、集中隔離的“北漂一族”，為何在春節期間就著急“復工”？在“就地過年”的倡議下，哪些服務行業將迎來拐點？
除夕快遞、網約車“爆單”
今年除夕，為融匯小區送了7年快遞的京東小哥席學敏，遇到了他從業以來“最瘋狂”的一次爆單：一天內，兩個快遞員共計拉了四車的快遞包裹，包括兩個三輪車和兩個面包車。
“此前從未想過，三輪車會不能承受‘快遞之重’。”在回想當天快遞數量時，席學敏仍覺得不可思議。
2015年，席學敏從山東老家來京務工，成了一名京東配送員，隨后被劃分到天宮院營業部融匯小區，一干就是7年。根據京東APP快遞員主頁信息，截止到小區封閉之前，席學敏共計配送了259425單快遞，獲得近500份客戶打賞。“來北京后，也沒什么時間社交，交流最多的就是小區里的客戶，這種感情就像是家人。”他說。
突如其來的疫情，讓席學敏有了一次與“家人們”同甘共苦的經歷。1月17日，融匯小區出現兩例陽性病例，當日上午，該小區先行采取封閉式管理。18日，席學敏接到通知，由于屬于和該小區內居民密切接觸人員，需居家隔離。5天后，他被轉移到狼垡酒店，又集中隔離了14天。
在席學敏看來，隔離的日子，就是將春節的假期提前了，將和家人的團圓轉移到線上。按照平日的工作節奏，每天從早上7點工作到晚上7點，一周內，只能擠出時間與留在老家的妻女和父母視頻4~5次，而在隔離期間，他與家人保持每天一次的視頻頻次。
在居家隔離的第二天，席學敏把原本買好的車票退了，并將預備親手帶給4個多月大的女兒的新年禮物打包好，打算解封后寄回家。算起來，因為疫情，席學敏已經有兩年沒有回家過年了，2020年，他僅回家了2次，每次呆上的時間不超過一周。
2月5日，席學敏解除隔離，7日，他就又開啟了周而復始的派件生活。根據防疫規定，快遞員無法進入小區，目前，席學敏只能將快遞派送到小區門外的指定地點，而業主們消費需求的集中釋放，讓席學敏一下子忙碌了起來。
據了解，在融匯小區剛封鎖的時候，只有生鮮類產品可以經由志愿者送到每家每戶，快遞則不安排配送，不少業主選擇退單退貨。這種情況對于按件計算薪酬的快遞派送員而言，無疑是個不小的業績沖擊。“公司的補償方案，預計年后會出臺。今年春節既然回不去了，就多工作，為家里分擔經濟壓力。此外，過年期間，快遞員的值班加班費和福利政策也很可觀，”席學敏說。
2月4日，京東物流方面稱，增加春節福利補貼投入至2億元，其中包括，加班補貼、穩崗補貼、子女團聚補貼、春節也送貨紅包、防疫保障等，同時提出，為堅守一線、原地過年的員工提供高于國家法定標準的補貼、福利。
根據國家郵政局官網信息，春節期間，為保廣大用戶能夠順利收到年貨，預計全行業在崗人數超百萬人。
除了快遞外，過年期間，網約車也成了天宮院附近緊俏的存在。14日中午，在融匯小區外，一名等待滴滴司機的小區居民告訴第一財經，由于小區內出入仍需持有“融匯社區出入證”，外來探親訪友者則不允許進入，不少小區內的居民選擇外出拜年，提著大包小包節日禮物的他們，不少人選擇網約車出行。
第一財經記者從滴滴出行處了解到，根據節前數據預測，今年春節期間的打車成功率只有58％。為此，滴滴網約車、快的新出租、花小豬打車等為司機發放3億元“春運堅守獎勵”。
有人復店有人轉業
2月14日，大年初三，也是情人節。這一天，樂刻健身房的教練李一杰白天忙著給學員上一對一的私教課，晚上還要趕赴與他的“大、小情人”——妻子和閨女的三人約會。
“忙并快樂著。”這是李一杰對自己春節工作狀態的表述，在他看來，受大興區疫情和部分街道封閉式管理影響而壓抑的健身需求，在春節期間得到了一小波釋放。
根據李一杰介紹，春節期間，在北京，除了如朝陽區統一要求關閉地下健身房外，樂刻健身房的大部分門店均“不打烊”。此前，由于疫情影響，在大興綠地店，約有50％左右的學員暫緩了線下訓練的計劃，近日，“就地過年”的倡議為樂刻留住了不少有健身需求的年輕人，這在一定程度上對沖了部分因疫情而減少的客流量。目前，每天來到健身房訓練的學員接近100人次。
李一杰做了近5年的健身教練，2020年因受疫情影響，經歷了健身行業的“冰與火之歌”。一方面，是“宅生活”下，大眾健身訴求的增加；另一方面，卻是傳統健身房相繼倒閉，資本跑路，教練工資和學員押金無法結算的情況時有發生。“在我加入樂刻健身房之前，曾在大興區的一家傳統健身房任教。不過，這個健身房最終沒能扛過疫情的沖擊。”他說。
在他看來，傳統健身房的弊病在于通過“充值拉新客戶”的現金流模式，積淀資金池，以地產思維來做生意。在儲值卡式的運營模式下，健身房的利潤增長點在于招徠了多少新客源，而在疫情影響客流的背景下，新店拓展不順，傳統健身房的收益也隨之減少。相比之下，新式健身房面積小，器械簡單，核心人群集中，“除房租和水電費外，沒有太多開銷”。
除了新式健身房在疫情中“破圈”，線上授課、“抖音”引流也成了健身房的新趨勢。李一杰稱，“我接觸到兩個此前在天宮院某社區接受隔離的學員，他們是一對堅持健身2年多的老夫妻。根據他們的訴求，我將每天的健身安排和授課視頻通過微信傳給他們，讓他們通過碎片化的時間，完成每天的健身計劃。”
李一杰預測，健身房或將在節后3、4月份迎來拐點。原因有三：其一，當居民陸續開展疫苗接種后，疫情會進一步得到控制；其二，夏季到來前，由于減脂塑性的需求增加，健身房將迎來傳統旺季。其三，在這一波疫情中，寫字樓的降租也為新式健身房開拓新店提供了機遇。“或許，之后我會從一名普通健身教練，變成健身房合伙人。”他說。
“會好起來的。”天宮院小區西側一家便民超市的店長賈明告訴第一財經。
大年初三早上，賈明撕去貼在商鋪門上，印有“大興區天宮院街道城市秩序綜合整治領導小組”字樣的封條，正式復店營業。下午1點左右，已完成店內消毒的他，正獨自從面包車上卸貨，并將封店期間發蔫，變質的蔬菜、奶制品等裝進黃色的麻袋中，準備集中清除。
“我老家在山東，一個人留在北京也沒其他的打算，守著店，經營著也挺好。”據了解，在和第一財經記者對話的兩天前，賈明剛剛結束了集中隔離。
而在賈明店鋪的左側，是一家兒童美術培訓機構，仍未亮燈營業。對此，陳小蕓認為：“這很正常。”她表示，由于融匯小區周圍有著幼兒園和小學資源，開在附近的培訓機構確有不少。不過，一方面，從時間節點來看，當下，集中隔離的師生剛剛分批離開隔離點，迎接年關的到來；另一方面，從父母心態來看，出于安全考慮，比起線下授課，家長們更傾向于線上或者上門授課。這些原因，讓線下教育機構的生意頻頻“遇冷”。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14日觀察，融匯小區對面的凱德MALL商場里，開在同一層兒童服裝店和教育機構，前者大都和商場同期恢復營業，后者仍處休業狀態。
因疫情而遭受沖擊的，還有部分小規模的旅游公司。2020年9月，劉雯被一家當地的旅游公司辭退后，決心轉行做網約車司機。“疫情期間，丈夫的服飾外貿生意也受到了影響，甚至欠了債。而家里還有兩個孩子要養育。其中一個今年上小學，另一個才剛過母乳期。”她說。
去年12月，劉雯買了一輛北汽新能源汽車，“還沒跑幾天”，住在大興區某城鄉結合部的她，就得到消息，受河北疫情的影響，“大興不折不扣地落實好村莊封閉式管理”；此后不久，天宮院附近也出現了聚集性疫情。于是，她只得將掙錢還債的計劃擱淺至春節前。
“‘就地過年’的倡議一傳出，過節期間，市內網約車的需求也會增大。于是，我心里想著：機會來了。”劉雯說。除了大年三十晚要準備年夜飯而沒有工作外，從牛年的大年初一開始，劉雯每日5點半出門，凌晨12點左右才到家。自除夕起，5天內工作超過80小時。“跑單的時候，乘客來自天南海北，各有各的辛酸，聊多了，感覺已經去過很多個家庭，串過很多次門。”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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