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開始應該永久性取消GDP增長目標，而把穩定就業和控制通貨膨脹作為宏觀政策最主要的目標。GDP的數字可以作為一個預測，財政部門可以將其作為一個基礎來進行財政收支的預測，投資部門可以將其作為基礎來預測投資行為，但不應該將其作為考核地方政府官員業績的指標。”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金融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駿在近日舉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解讀與當前經濟形勢分析”專題研討會上如此表示。該研討會由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CWM50）主辦。
馬駿表示，2020年初的時候，因為疫情帶來巨大不確定性，無法定GDP增速目標，定得太高，做不到；定得太低，起不到提振信心的作用，所以沒有必要設。去年政府工作報告決定２０２０年不設當年的ＧＤＰ增長目標，是非常正確的。
馬駿表示，繼續設立ＧＤＰ增速目標有如下問題：地方習慣性層層加碼，把地方的GDP目標定得很高，從而加大隱性債務的金融風險，因為靠借錢來實現投資拉動GDP比其它辦法都容易；強調GDP考核，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地方虛報經濟增長速度的問題。
“把穩定就業、控制通貨膨脹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是市場經濟下各國宏觀經濟管理的普遍做法。現在，所有的發達國家和絕大部分中等收入國家都已經放棄了GDP增速作為宏觀調控的目標。”馬駿稱。
談及貨幣政策，馬駿指出，一方面就是杠桿率上升得非常快，要求貨幣政策開始調整。2020年前三個季度，中國宏觀杠桿率上升25個百分點，是2009年以來升幅最高的一次。杠桿率大幅上升，自然會導致未來的金融風險。
馬駿表示，此外，有些領域的泡沫已經顯現。去年我國幾個主要的股市指數都大幅上升，接近30％，在經濟增速大幅下降的情況下出現如此牛市，不可能與貨幣無關。另外，近期上海、深圳等地房價漲得不少，這些都與流動性和杠桿率的變化有關。
“未來這種情況是否會加劇，取決于今年貨幣政策要不要進行適度轉向。如果不轉向，這些問題肯定會繼續，會導致中長期更大的經濟、金融風險。”馬駿表示。
但馬駿也指出，貨幣政策轉向不能太快。目前我國通脹不高，CPI今年看上去會更好看，因為去年豬肉基數效應。PPI會往上漲，但不會漲的太多，也沒有要求一定要轉得太快。同時，一些地方政府和商業銀行強烈要求要保持貨幣政策的連續性，或者要求轉得非常慢，認為轉得太快會導致項目停工、爛尾、壞賬等問題。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2021年宏觀政策要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對經濟恢復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準有效，不急轉彎，把握好政策時度效。
其中，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精準、合理適度，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觀杠桿率基本穩定，處理好恢復經濟和防范風險關系。
馬駿稱，M2增速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有很大的詮釋空間，至少有兩種不同的理解：
一是把今年的名義GDP增速理解為包括了基數效應的名義GDP增速。2021年實際GDP增速大概在8.5%左右，加上兩個百分點的通貨膨脹率，名義GDP增速在10.5%左右。“2021年的M2要不要增長10.5%，如果要的話，這是一個比較高的數字。”馬駿稱。
二是把一次性的基數效應剔除，就是剔除了扭曲因素后正常化的一個名義GDP增速。即剔掉三個百分點左右的基數效應，這樣2021年的名義GDP增速就變成7.5%。
“今年的M2增速到底是匹配10.5%還是匹配7.5%，它們似乎都符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要求，就看怎么解釋。如果是10.5%，那是一個擴張性的增速；如果是7.5%，那是比較緊縮性的，兩者從貨幣總量上來說相差6萬億元。”馬駿表示，“我的觀點是在中間取一個數，比如將其控制在9%左右的話，相對來講是比較合理的。”
馬駿提出了三個支撐理由：
一是企業盈利狀況會有很大好轉，降低對債務融資的依賴，從而可以略微降低杠桿率，對貨幣擴張的要求也有所下降。
二是廣義財政赤字占ＧＤＰ的比重應逐步回歸到新冠危機前的水平。廣義財政赤字下降后，政府發債減少，相應減少對貨幣政策擴張的壓力。
三是去年上半年貨幣擴張很快，M2基數已經很高，在現在的基礎上再增長8%~9%也是不小的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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