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被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為年度重點任務之一，要求抓緊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支持有條件的地方率先達峰。
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清華大學環境學院等機構的專家們在近期的調研中發現，在奔向“碳達峰”的路上，有些城市已經到達或接近終點，有些還在路上，而有些仍沒有設定碳達峰時間和峰值。
專家們建議，在公布季度GDP統計時，同時公布單位GDP碳強度統計，碳達峰領先城市設定并發布達峰后減排路徑。各地應盡快設定并公布碳排放達峰目標，開展碳達峰行動，每年評估并發布碳達峰進展。
城市是控制碳排放主戰場
城市碳達峰是指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在一段時間內（以年為單位）達到最高峰值，之后進入平臺期并可能在一定范圍內波動，然后進入平穩下降階段。由于經濟因素、極端氣象、自然因素等，視情況可以適度允許城市在平臺期內出現碳排放上升的情況，但不能超過碳排放量峰值。
數據顯示，能源消費總量的70%左右是城市消費的，同樣，與能源相關的70%以上的二氧化碳，也是城市排放的。
“城市始終是控制碳排放的主戰場。”在日前召開的中國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達峰學術討論會上，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說。
中國工程院院士、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院長王金南介紹，研究發現，我國典型城市在2020年已經實現碳達峰，少量城市碳排放進入了平臺期，但仍有大量城市碳排放還處于未達峰階段。
王金南列舉了三個已經實現碳達峰的城市：湖北武漢、廣東深圳和云南昆明。研究結果顯示，這3個城市的碳達峰時間分別為2012年、2010年和2010年，碳達峰總排放量分別為9864萬噸、6028萬噸和4487萬噸。
他表示，長三角地區（中國大城市最密集區域）的二氧化碳排放格局在2030年和2060年都會有顯著變化。2030年，典型大城市需要在碳達峰基礎上總量下降；2060年，絕大部分城市碳排放量都要降到百萬噸甚至以下水平。
“對我國大部分城市而言，碳達峰是城市發展轉型的重大機遇，而不是挑戰。最大的挑戰是觀念的轉變。”討論會上，中國能源研究會常務理事李俊峰表示，目前以鋼鐵、冶金和重化工產業為主的城市碳達峰都很容易，問題在于如何實現穩中有降，如何實現碳中和。
城市碳排放具有顯著差異
我國城市碳排放在總量和結構上都具有顯著差異。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王燦介紹，研究發現，全國一半的碳排放量來自于碳排放排名靠前的城市，人口及其密度、人均GDP等是影響城市碳排放的重要因素。
“應綜合考慮城市特點，識別不同類型的城市碳達峰模式。”王燦介紹，此前，研究人員以中國278個統一數據口徑的城市為樣本，選取6個靜態指標（人口、人均GDP、二產占比、電力消耗、建成區面積占比、人均排放）和4個動態指標（人口年均增長率、GDP年均增長率、建成區面積年均增長率、碳排放年均增長率），對城市的碳達峰趨勢進行區分。
研究結果顯示，我國城市的碳達峰趨勢可以分為五大類：
第一類主要分布在東北、廣西和甘肅等省份，典型城市包括沈陽、哈爾濱、大同等，當前經濟處于欠發達階段，經濟增長和碳排放增長都較緩慢，人均碳排放較低。
第二類城市主要分布在河北、山西、安徽和河南等省份，典型城市包括邯鄲、保定、包頭等，城市產業結構以工業為主，盡管經濟發展處于中等水平，但經濟增長較快。
第三類城市分布在內蒙古和甘肅省等省份，該類城市包括鄂爾多斯(600295,股吧)、烏海、克拉瑪依等，人均碳排放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且產業結構以傳統資源型產業為主。
第四類城市以直轄市和沿海發達省份省會城市為主，典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廣州等，經濟相對發達、產業結構低碳轉型已基本完成，經濟發展與碳排放已經或正在脫鉤。
第五類城市集中分布在我國中西部安徽、湖北和貴州等省份，包括貴陽、贛州等，具有較高的城市經濟發展增速，但同時碳排放增速水平也高，而人均排放仍處于低水平。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截至目前，國家已開展了三批共計87個低碳省市試點，共有82個試點省市研究提出達峰目標，其中提出在2020年和2025年前達峰的各有18個和42個。
碳達峰目標下的“藥方”
碳達峰目標下，不同類型的城市該怎么辦？
對于已經達峰或處于平臺期的城市，王金南建議，建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控制（下降）行動方案，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10年下降約30%~60%；開展能源消耗—碳排放—大氣污染物排放—空氣質量綜合評估，定量評估中長期碳排放路徑與空氣質量協同關系；建立中長期碳達峰和碳中和途徑的技術方案以及相應的成本效益分析。
而對于未達峰的城市，王金南也建議這些城市明確達峰目標（峰值和達峰年），建立二氧化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并開展二氧化碳達峰和空氣質量達標“雙達”戰略，評估中長期碳排放路徑與空氣質量協同關系等。
“傳統工業轉型期城市和低碳潛力型城市，是決定我國能否實現2030年碳達峰行動的關鍵。”王燦說，傳統工業轉型期城市有89個，排放占比為37.8%；低碳潛力型城市有101個，排放占比為23.7%，這兩類城市都面臨著較大的轉型挑戰。
對于上述五類城市，王燦開出的“藥方”是：對于人口流失、經濟下行壓力大的城市，在進行碳達峰規劃與實施時，應重點協調低碳發展與經濟增長、就業的關系；對于依賴傳統工業、處于產業結構轉型期的城市，應積極運用低碳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
而對于資源依賴且面臨一定增長困境的城市，應提高資源使用效率，構建多元化的產業體系；對于供給側改革卓有成效、產業結構低碳轉型進度領先的城市，應建設新型碳達峰示范區，引導消費側低碳轉型；對于經濟增長迅速且產業結構還未形成重工業路徑依賴的城市，應規劃建立低碳產業體系，發展創新型綠色經濟。
“應該對碳達峰有一個清楚的認知。碳達峰是一個自然過程，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推進，碳達峰是必然的、可期的。”上述討論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潘家華表示，碳達峰不是攀高峰，不是爭空間、摸高峰，而是要削峰、壓峰、拉低峰位，以便走向凈零碳。“實現碳達峰不應瞎折騰，謹防誤導，實現零碳能源沒有捷徑。”
來源：第一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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