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攻關關鍵核心技術以及發展新興戰略產業的同時，也應該激勵企業家精神，推動所有傳統產業投入創新活動，提升經濟整體發展效率。
當前，為改變關鍵核心技術和裝備受制于人的局面，中國正在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針對產業薄弱環節，實施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工程，解決“卡脖子”問題，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
但是，創新應該是屬于所有企業的內在需求與動力，國家組織科技力量攻關關鍵核心技術是確保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而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是經濟整體上的創新驅動與效率提升。當前，我們不僅是關鍵核心技術和裝備受制于人，產業升級受到發達國家再工業化與產業革命的堵截，還有來自東南亞、印度等低成本地區的追趕。
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德國經濟一枝獨秀仍然保持良好發展態勢。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點是2003年時任德國總理施羅德公布并執行了“2010議程”，其內容是：改革勞動力市場、壓縮社會福利、降低稅率、加大科技創新的力度以及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事業。的確，科技創新與職業教育培訓強化了德國制造業的全球競爭力。
如果進一步研究會發現，德國的競爭優勢并非僅僅來自大企業高密度的研發投入，傳統的低技術、非研發密集型企業所產生的產值占到德國總工業產值的42%。這些傳統企業具有很強的創新能力與市場競爭力，而且他們的經濟績效并不比高研發投入的大企業差，甚至更優。這說明傳統企業創新能力也是整個國家經濟競爭力的關鍵，而不僅僅只有高科技企業。
同樣在美國滯脹時代，曾以規模經濟為驅動力的美國受制于經濟增長停滯壓力而開始尋求創新突破，根據當時流行的康德拉蒂耶夫的長波理論，只有實現科技革命才能帶來新的增長。但是，在美國的停滯期創造出的4000多萬新工作崗位中，高科技企業提供只有500萬左右，絕大部分由傳統產業創造，而創造性的力量來自于美國以創新為主要標志的企業家精神，使得美國從“管理型”經濟走向“企業家”經濟。
根據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對于這一時期美國轉型過程的研究，他認為美國開始從“管理的經濟”轉變為“創新的經濟”，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使得企業重現生機。創新不一定是技術上的，甚至可以不是一個實在的東西，創新是改變資源的產出。企業家會嘗試將“一種物質”轉換成一種“資源”，創造出新穎的、與眾不同的價值和滿意度，或者將已有資源組成新穎、生產力更大的結構。
我們在攻關關鍵核心技術以及發展新興戰略產業的同時，也應該激勵企業家精神，推動所有傳統產業投入創新活動，提升經濟整體發展效率。這首先需要為企業家和市場提供一個基于法治的公平競爭的環境。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中國不完善的制度環境與粗放式發展模式導致了企業強調速度與規模，重視價格競爭，淡化了創新意識。
十九大以來，尤其是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首先要建立包括知識產權保護在內的產權保護法律體系并有效實施；其次，要落實公平競爭原則，打擊不正當競爭，為創新活動與企業家精神護航。
更具有挑戰性的是改變中國企業家的生意思維與實用主義，擺脫過于依賴成本管理的價格競爭模式，進行管理創新，實現傳統產業創新發展。在國內市場環境中發展的企業同質化比較嚴重，企業之間缺乏相互學習和模仿的對象，他們需要更多新思維、新創意等重組現有資源。比如某些網紅奶茶，不僅產品創新，還包括產品包裝設計、店面裝潢、營銷服務等系統化創新。中國企業能研發出最好的制鞋技術，但缺乏設計與營銷能力。這些創意需要文化作為基礎，但中國一些企業長期忽略知識和文化的價值，而過度注重如何削減成本。
創新不只是科技概念，也不只是經濟的社會的管理的術語，它也不只是一個“好主意”，或者幾頁ppt，而是如何創造性地調動資源去“真抓實干”。它需要政府努力提供法治與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優化資源配置，激勵創新活動；它需要企業家更具開放性，需要從長期形成的成本思維中走出來，需要給包括研發、設計、營銷、法律等生產性服務業更高的價值定位。中國只有傳統企業也實現普遍的創新型發展，才能保持整體制造業的競爭力，作為一個人口與制造業大國，這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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