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齡化問題引發延遲退休被廣泛討論的同時，少子化、低生育率問題也開始讓決策層擔憂。
日前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下稱《建議》）提出，要制定人口長期發展戰略，優化生育政策，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民政部部長李紀恒隨即就《建議》撰文表示，受多方影響，目前我國適齡人口生育意愿偏低，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要引導生育水平提升并穩定在適度區間，增加勞動力供給。
地方政府同樣注意到低生育率問題的嚴重性，浙江省統計局、浙江省發改委近日聯合發布了題為《浙江人口結構及其變化趨勢分析》，稱在“全面二孩”政策實施的背景下，如何推動生育水平適度提升，保持一定的出生人口規模，存在巨大挑戰。
對這一問題擔憂的背景是我國出生人口數量已經連續數年下降。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公報，2019年我國出生人口1465萬人，比2018年減少58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0.48‰，比2018年下降0.46個千分點。從歷史數據看，10.48‰的人口出生率也是自2000年以來的最低值。且這一嚴重跌破1.5%生育率警戒線的數值，還出現在全面二孩政策放開數年之后。
為何生育政策放寬之后，我國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有人說是因為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提升后，年輕人自我意識覺醒，低生育率是必然趨勢，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能解釋全部。畢竟在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文明程度更高的歐美，也沒有出現如此低的生育率，而且扣除生育率不算低的農村及小城市，我國大城市居民生育率水平更是低得驚人。
應該說，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日益提升的今天，除了一些短時間難以改變的歷史性規律，面對目前出現的低生育率問題，針對國情施以解決方案，尚有回旋余地。
根據全國生育意愿調查，育齡婦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原因包括經濟負擔重、沒人帶孩子、養育孩子太費心、夫妻身體原因等。很明顯前兩個原因最重要，特別是對于大城市的年輕人而言，住房需求難以滿足、夫妻雙職工無暇專門照料子女等現象可以說普遍存在。
因此，欲扭轉低生育率，完善相關配套制度必不可少。比如通過多層次的住房供應體系，讓身在大城市的已婚年輕人能夠多渠道滿足住房需求；增加幼托機構、通過政策支持引入民間資本進入相關領域，彌補當前幼托機構供應缺口問題；將養育0~3歲幼兒納入個稅抵扣之列，目前只允許3~18歲的子女教育抵扣個稅，既不合理也不利于減輕年輕夫妻負擔。
與此同時，間接性的政策也至關重要。如目前大城市有不少小孩是隔代的外地或農村老人前來照料，這一群體目前在大城市不算少數，但城市并沒有很好地接納他們，特別是醫療的跨省支付極為不便，亟待改觀。此外，生育小孩對女性的心理和事業影響不小，需要從政策層面緩解這一問題，比如企業在招聘或用工時不得歧視懷孕女性，不能設置相關障礙；還應該給生育女性多一些關愛，且要在財政補助上得以體現。
低生育率讓老齡化問題更加尖銳，我國的人口出生率在短時間內快速下降，既有客觀的歷史規律，也有育兒配套制度不完善的國情。當前，亟待通過解決年輕人不愿生、不好養的現實情況，讓生育率回到正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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