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昭
當前我國汽車日益普及。在汽車社會里，車牌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
目前我國使用的是1994年開始換發的“92式”汽車號牌，號牌前2位是車輛所屬省市區簡稱和發牌機關代碼，中間是間隔符“•”，后5位為登記號碼。按照英文字母排序，省會無一例外都是A，而當時各省、自治區內的第二大城市，基本都被掛上了B牌。26年過去了，這些B牌城市發展如何？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梳理了26個B牌城市（云B空缺）的GDP總量、人口、人均GDP等指標后發現，有4個B牌城市的GDP總量超過了萬億元大關，其中粵B深圳遙遙領先；有4個B牌城市GDP超過了所在省份的省會，分別是深圳、青島、大連和唐山。
4城GDP超萬億元
數據顯示，2019年，26個B牌城市中，GDP位居前十的分別是粵B深圳、浙B寧波、蘇B無錫、魯B青島、遼B大連、冀B唐山、皖B蕪湖、贛B贛州、桂B柳州和湘B株洲。其中，深圳、寧波、無錫和青島這四個城市2019年GDP超過了萬億元。
2019年，深圳實現GDP26927.09億元，比上年增長6.7%，經濟總量僅次于上海和北京，高居全國第三。同時，深圳也是B牌城市中唯一一個人口超過千萬大關的城市，以及汽車保有量最多的城市。至2019年底，深圳汽車保有量達到343.4萬輛，位居全國城市第七位。
從B牌城市的GDP總量來看，大致呈現由東南沿海向北方沿海再向中西部遞減的格局。排名前六位的城市都來自東部沿海以及東北地區的沿海省份。一方面，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達，因此B牌城市的經濟發展也較為不錯；另一方面，這些省份大多擁有雙子星或多子星，即在省會之外，還擁有其他中心城市，因此B牌城市的經濟總量也都比較大。
相比之下，有6個B牌城市的GDP低于1000億元，除了經濟總量較小的省份海南的B牌城市三亞外，其余5個城市全部來自西部地區。這主要是由于西部地區的不少省份經濟發展客觀條件比較差，如平原少、土地貧瘠、交通基礎設施比較落后等，非省會城市與省會城市之間的差距也就比較大。
4城GDP超省會
在B牌城市GDP前五名中，有4個計劃單列市，分別是深圳、寧波、青島和大連，這些城市都是副省級城市，經濟發展各方面條件和基礎都比較好，改革開放后發展都很快，不僅與省會城市并駕齊驅，甚至有的還超過了省會城市。
廣東省體改研究會執行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計劃單列體制給這些城市的發展帶來比較大的促進，給城市、企業都下放了一些自主權，讓它們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有利于調動地方的積極性。當然，這些城市本身的經濟發展基礎也比較好。
在當前五個計劃單列市中，只有廈門的車牌是個例外，這是因為福建的車牌號采用的是以省會福州為起點，按順時針排列的規則，導致位于福州南邊的莆田是閩B，而莆田經濟總量在福建僅位列第七。莆田南邊的泉州是閩C，當前泉州已經連續多年經濟總量位居福建第一。泉州再往南，才是福建唯一的計劃單列市、副省級城市廈門，為閩D。
與所在省份的省會城市相比，共有4個B牌城市GDP總量超過了省會，分別是粵B深圳、魯B青島、遼B大連和冀B唐山。其中，深圳、青島和大連都是計劃單列市。
根據廣東省統計年鑒，2012年，深圳GDP為13496.27億元，而同期省會廣州為13194.69億元，也正是從2012年起深圳就超越廣州，上升至全國第三。此后數年，兩者之間差距拉大，到2018年，深圳GDP已領先廣州4223.56億元，2019年這一差距雖有縮小，但仍為3299億元。深圳對廣州的趕超，主要是依靠高新技術產業、金融等現代服務業。
青島和大連都是近代的重要口岸，改革開放后都屬于沿海開放城市行列，在外向型經濟的帶動下，都超過了地處相對內陸的省會城市。唐山則是中國的老工業基地，發展基礎比較好，又地處京津冀城市群核心區，相比之下，省會石家莊的首位度就比較低，在周邊有京津兩大直轄市的情況下，對周邊的輻射和引領作用有待增強。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牛鳳瑞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一個省域有兩個中心，這種“雙城記”在我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但這個現象主要還是在沿海地區。“雙子星”中的B牌城市發展都不錯，但內陸很難有“雙子星”，因為要素配置、地理區位、交通優勢等都集中在省會城市。
另外，有些B牌城市雖然目前GDP低于省會城市，但此前也曾長期高于省會城市。比如蘇B無錫，在改革開放后，靠近上海的蘇南地區憑借外向型產業的發展，經濟也隨之高速發展，此前多年蘇州和無錫的GDP分列江蘇一、二位，省會城市南京只能屈居第三，被戲稱為“蘇小三”。不過，2014年南京一舉超越了無錫，在省內位居第二，無錫退至江蘇第三。
再比如，蒙B包頭是我國重要的重工業基地，是內蒙古重要的經濟中心，此前很長一段時間，包頭的GDP超過了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近年來隨著呼和浩特的快速發展，包頭被其超越。不過，目前內蒙古第一經濟大市仍不是呼和浩特，而是進入新世紀后因煤炭資源而快速崛起的鄂爾多斯(600295,股吧)。
部分城市發展緩慢
總體上看，相當一部分的B牌城市目前仍是所在省份的第二大城市。
比如，皖B蕪湖是省會合肥之后目前安徽省內當之無愧的第二大城市，2019年實現GDP3618.26億元，排在合肥之后；贛B贛州是江西人口最多的地級市，也是目前江西重點打造的省域副中心城市；桂B柳州則是廣西最大的工業城市，柳州的汽車產量在全國名列前茅，擁有上汽通用五菱、東風柳汽等企業。
但由于目前的車牌序列是上世紀90年代初制定的，不少B牌城市只能說是當時所在省份的第二大城市，且主要得益于計劃經濟時代的沉淀或是礦產業的發展。此后，隨著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部分城市由于體制機制不靈活，在市場化的沖擊之下，轉型十分艱難，發展相對緩慢。
比如豫B開封，曾是戶籍人口第一大省、第五經濟大省河南的老省會，老牌名校河南大學也坐落于此。但到2019年，開封GDP僅位列河南第12位。當前河南在鄭州之外，重點打造的省域副中心城市是另一個古都洛陽，去年洛陽的GDP達到了5035億元，是開封的兩倍多。
同樣的還有湖北黃石、山西大同等地。黃石因礦而生、因礦而興，是一個典型的資源型城市。上世紀90年代以前，黃石城市規模和工農業產值一直穩居湖北省第二位，一路書寫著“黃老二”的輝煌。但此后黃石逐漸成為資源枯竭型城市，去年黃石GDP僅位居湖北第十位，而當前湖北打造的兩個省域副中心城市是襄陽和宜昌。
吉B吉林和黑B齊齊哈爾在上世紀90年代初都已是城區人口過百萬的大城市，彼時南方的廈門、寧波等城市城區人口都只有幾十萬。但現如今，吉林和齊齊哈爾的GDP總量都只有1000多億元，僅相當于東南沿海一些發達縣的水平。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城市的擴張與收縮都是城市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包括吉林、齊齊哈爾等重化工業城市，在計劃經濟時代，因為擁有大型的重工業，城市發展十分突出。但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這些城市的體制機制落后了。當下，市域之間充分競爭，包括人才、企業、資金等要素可以自由選擇，也就流向了資源配置效率更高的城市。
另一方面，B牌城市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比如在四川，重慶直轄前，車牌號是川B。1997年重慶直轄后，原來川G的綿陽得到了川B牌照。綿陽也不負眾望，目前是四川的第二經濟大市，也是重要的科技城。
在云南，云B原屬于東川，不過1998年底，地級市東川撤銷，并入昆明，成為昆明市東川區，云B牌照也從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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