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① 2019年8月16日，重慶市沙坪壩區小龍坎街道沙龍廣場，志愿者和孩子們在參與垃圾分類互動活動。 李 攀攝（中經視覺）
圖② 2019年12月17日，遼寧海城市中小鎮中小村村民鄭家庫介紹村里網格化管理示意圖。近年來，當地始終堅持以黨建為引領，以群眾為中心，強化基層社會治理機制建設，推動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新華社記者 楊 青攝
圖③ 2020年9月17日，鄉鎮紀檢部門工作人員（右）在浙江省杭州市臨安區龍崗鎮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調解村民糾紛。據介紹，該調解中心充分運用基層黨員、村級監察聯絡員、網格員等基層人員開展調解服務，實現矛盾源頭化解，努力踐行矛盾糾紛“微事不出格、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為百姓創造平安和諧的生活環境。 新華社記者 徐 昱攝
圖④ 2019年11月2日，江蘇南京仙林街道仙林新村社區居民呂余鳳展示自己做的菜。據介紹，江蘇南京仙林街道仙林新村社區舉辦了“一家親”千家宴活動，在社區精心準備的基礎上，居民們帶上自己的拿手菜，歡聚一堂，其樂融融。仙林新村是一處拆遷安置房小區，多年來，社區通過網格化管理等方式，鼓勵和引導居民開展自治，形成了良好的社區鄰里關系。 新華社記者 季春鵬攝
社會治理體系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十三五”期間，我國不斷加強社會治理基礎制度建設，社會治理能力和水平進一步提升，社會充滿活力，國家安定和諧，平安中國建設向更高水平穩步邁進。
打通社會治理“最后一公里”
蓋章跑斷腿，證明滿天飛。曾幾何時，辦理出境游手續被要求“證明你媽是你媽”，兌換破損鈔票被要求證明“非被人為故意破壞”……各式各樣的“奇葩證明”令人啼笑皆非，不僅讓辦事人苦惱不已，還增大了行政成本，加重了基層單位負擔。
2018年，黨中央、國務院就持續開展“減證便民”行動作出多項重要部署，要求全面清理“奇葩證明”、循環證明、重復證明等各類無謂證明。據統計，截至2019年年底，各地區、各部門共取消證明事項13000多項；試點地區和部門累計試點告知承諾制證明事項約2500項，涉及公安戶籍、交通運輸、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等60多個領域，有效縮短了群眾辦事時間、節約了行政服務成本。
“奇葩證明”問題的產生，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履職不到位。政府如何提升治理能力？開展證明事項清理、推廣證明事項告知承諾制成為重要抓手。
在江西省撫州市東鄉區王橋鎮，當地派出所綜合辦事大廳是村民經常“光顧”的場所。這里不僅有戶政和身份證辦理窗口，還增設了車管、駕駛證和司法服務窗口。據窗口工作人員黃玲娜介紹，王橋鎮整合了派出所、司法所和農村交警中隊警務資源，通過“三所合一”改革增強基層治理合力。這一做法自2018年7月份試點以來，大大方便了村民辦事，提高了工作效率。
當前，“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跑腿”已成為基層治理常態。改革創新與科技運用雙輪驅動，有效提升了平安中國建設驅動力，以及社會治理的智能化、精細化水平。“十三五”時期，科技對社會治理支撐作用愈發凸顯。“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數字經濟、電子政務、新型智慧城市、數字鄉村等信息化手段的運用，大大提升了政府治理能力。
清華大學社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嚴飛表示，各地各部門目前很好地完成了“十三五”規劃中對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方面的目標。無論是在制度、法律等上層建筑的完善上，還是對基層社會治理單元的建設上，都有了質的提升和進步。
矛盾化解機制顯著進步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今年一季度餐飲業、零售業、旅游業等服務行業開工遲緩、營業額銳減，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一定影響。在我院受理的執行案件中，涉及各類企業的案件占比明顯增多。”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執行局局長陳曉東說，分析研判具體情況之后，法院專門制定了涉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案件執行工作的規定，保障各類企業逐步復工復產，持續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
據介紹，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政法機關深入開展涉疫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加強預警研判，依法落實化解、幫扶、疏導措施，有效幫助各類企業復工復產步伐加快。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圍繞公共安全熱點和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治理問題，我國進一步健全權益保障和矛盾化解機制，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例如，依法適用正當防衛制度，弘揚社會正氣；依法妥善審理高空拋物、墜物案件，切實維護“頭頂上的安全”；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建設一站式多元化化解糾紛機制、一站式訴訟服務中心，推進源頭治理等。
在遼寧，當地推出“村民評理說事點”制度，在每個行政村為群眾搭建說事、議事、調事平臺，法律工作者、鄉賢社賢等齊上陣，把“問題曬在陽光下”“心結攤在桌面上”，信訪、治安案件等明顯下降。在江西，當地有關部門組織實施農村“法律明白人”培養工程。截至2019年底，已培養“法律明白人”301.5萬名，化解矛盾糾紛8.5萬件次。
專家表示，利用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帶來的便利，各地創造了許多推進社會治理的新辦法和新手段，提升了社會治理的效率。一個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逐步形成。
“隨著社會服務供給更多元、更便捷、更公平，并在基層帶動起多元主體參與，我國已基本形成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社區共創的社會治理格局。”嚴飛說。
用法治方式解管理難題
成立平安中國建設協調小組，聚焦影響安全穩定的突出問題；開展為期3年的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一批黑惡分子受到懲治……法治是社會治理的最優模式，是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標志。用法治思維推進社會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社會治理難題，是“十三五”期間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一大亮點。
出口管制法、數據安全法等事關國家安全的重要立法有序開展，進一步提高了我國防范和抵御安全風險的能力；保障退役軍人合法權益、推進和規范社區矯正、強化未成年人保護等一系列立法舉措，立足薄弱環節和現實問題，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提供法律支撐，促進了社會公平正義……良法是善治的前提。近年來，我國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著力提高立法質量，在進一步加強國家安全的同時，社會治理的法制環境不斷優化。
成績喜人，但短板依然突出。“根據基層調研情況來看，目前基層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尚不健全，已經成為社會治理中一個較大短板。”嚴飛表示，要針對問題，精準發力，進一步健全和完善社會治理體系。特別是要健全社會心理教育輔導機制，完善心理咨詢網絡，增加社會健康治理供給，培養健康向上的社會志愿活動與社區參與氛圍。（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李萬祥）
（責任編輯：符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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