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攤經濟復興：成都增就業十萬 有人擺攤3小時收入3百

“我們家小區門口的幼兒園為了自救，都擺攤賣彩色包子了，做得很漂亮，一般傍晚才出攤。”北京市民陳女士說。

近期，關于“成都地攤經濟復蘇”、“武漢幼兒園開燒烤大排檔自救”等新聞層出不窮，一時間，擺地攤這種較為原始的交易方式重出江湖。地攤經濟更是兩度獲李克強總理“點贊”，據中國政府網，李克強總理6月1日在山東煙臺考察時再次強調，地攤經濟、小店經濟是就業崗位的重要來源，是人間的煙火，和“高大上”一樣，是中國的生機。

地攤經濟到底對促就業、拉動消費有何作用？地攤經濟需要怎樣的監管思維？

2020年4月29日，北京，王府井(600859,股吧)書店擺出路邊攤。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000681,股吧)。

疫情期之“擺攤初體驗”

擺攤賣小龍蝦3小時收入300元

“現炒的小龍蝦，買一送一啦！”因為疫情影響，4月30日，休息在家的北京市民趙禾（化名）與其朋友開始了人生中的“擺攤初體驗”，賣起了小龍蝦，“我們取名為‘蝦紀元’”。

“正好朋友也沒開工，我也休息在家，就想著擺一次地攤就當體驗生活。”據趙禾介紹，她們選址在小區不遠處的地鐵口，其實都是城市白領的她們開始根本不好意思開口叫賣，在三易“攤位”有了第一個顧客之后，反而比較放得開了，“本來也不是真的本著賺錢去的，目的性不強。”

4月30日，北京市民在地鐵口擺攤賣小龍蝦。 受訪者供圖。

趙禾說，“我們接觸到的顧客都挺隨和的，其中有一位大叔問我們是不是在創業，他買了一盒說支持我們創業，并給我們加油，其實還蠻感動的。”也有顧客買完回頭問，“你們每天都在這邊嗎？想吃再來找你們。”

但對于“地攤貨”，市民普遍警惕心比較強，也因此趙禾收獲了一些復雜的眼神，或質疑或好奇。有幾個年輕顧客上來就問，“這是什么牌子的？”得到答案是趙禾她們自己做的，便揚長而去。當被問及小龍蝦的進貨渠道，趙禾介紹稱，“是當天朋友從旁邊的海鮮市場買的活蝦，加工而成的，其實比一般飯店的要更新鮮美味。朋友專門去江蘇拜師學過一段時間，味道也不亞于飯店的小龍蝦。”

“雖然是第一次體驗，但其實收獲還可以，一共賣出9盒（小龍蝦），收入三百元左右。” 趙禾說，自己跟朋友都很知足，笑著說，“我們自己把剩下9盒都吃了。”

她還告訴記者，“其實擺地攤可能存在環境污染問題，所以我們從頭到尾沒有留下一點垃圾。現在國家開始倡導地攤經濟，而如果在家閑著也不妨體驗一下，或許還有一筆小小的收入。”

成都大連多地政策松綁“地攤經濟”

市民：小區外一條街都是賣菜的

華燈初上，很多城市的街邊小攤重出江湖，跟趙禾她們一樣，等著過路行人的“青睞”。

近日，成都、陜西、大連等多地政策松綁“地攤經濟”，劃分專門地段鼓勵秩序恢復地攤經濟，鼓勵失業、下崗等人群出門擺攤。

“去年我們小區門口那條路上還沒有擺攤的，但今年4月份開始，早上去上班就看到一條街都是賣菜的，都擺在人行道上，雖然有點擋路，但我覺得也不是很影響生活。”成都市民張女士對記者說道。成都市民潘先生也感嘆，現在路邊攤多得很，賣水果之類的小攤多得是。

5月31日，山東日照多種美食小吃助力夜經濟，東夷小鎮煙火氣回歸。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其政策背景是，今年3月份，成都即制定了“五允許一堅持”政策，主要包括允許設置臨時占道攤點攤區、允許流動商販販賣經營及堅持柔性執法和審慎包容監管等，極大促進了當地地攤經濟的盛行。

早在3月20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的《關于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強化穩就業舉措的實施意見》中，就已提及“合理設定無固定經營場所攤販管理模式，預留自由市場、攤點群等經營網點”。

5月份，中央文明辦也發布消息稱，在今年全國文明城市測評指標中，已明確要求不將占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

這無疑為城市逐步放開地攤經濟吃了一顆“定心丸”，越來越多的城市加入其中。

成都近2月增加就業崗位超10萬個

專家：地攤經濟“三低”特征 促就業保民生促消費作用明顯

不只是增添了城市煙火氣，地攤經濟更重要的還在于解決了大量就業。部分走在前頭的城市已經“嘗到了甜頭”，據媒體報道，自3月出臺政策允許商販臨時占道經營以來，截至5月21日，成都增加就業崗位超10萬個，中心城區餐飲店鋪復工率超過98%，這無疑與今年政府力圖“保就業”的基調相符。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任興洲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地攤經濟對于促就業、保民生、促消費作用明顯。第一，這種形式靈活方便，無論是對攤主還是對消費者來說，都很便利；其次，這種形式經濟實惠，攤主不需要租店鋪付很多租金，其經營成本會降低，反映到其提供的商品及服務上，成本也會下降，攤主及消費者都得到了實惠。第三，擴大了就業，從全國來看，地攤經濟能解決大量人員靈活就業問題。因此，充滿人間煙火氣的地攤經濟在保民生，穩就業、促消費中能發揮綜合功能。

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付一夫也對記者解釋稱，地攤經濟本身具備“三低”特征，第一，創業門檻較低，沒有門店租金的壓力，同時，對學歷及知識技能的要求也比較低；其次，經營風險較低，每個攤主的經營規模并不是很大，所謂的 “船小好調頭”，因此，即便是賣某樣東西不好賣，攤主也可以迅速調整方向；第三，商品價格較低。這其實豐富了商品供給的層次，照顧一些低收入人群的日常消費需求，也是一種實惠。正是由于這些特征，地攤經濟對促就業有明顯作用。

“在促消費方面，除了上述提及的地攤經濟能豐富商品供給層次，滿足不同人群消費需求外，其實還包括小商販們因為擺地攤，就業問題得到解決，有了收入來源，自然也會去消費。歸根結底，要想在短期內促消費，最根本還是要穩就業，地攤經濟正是有穩就業的作用。”付一夫表示。

東北證券研報數據則顯示，歷史上“地攤經濟”受到政策支持的階段主要為2007年3月和2017年9月，不過，從宏觀指標來看，失業人數在政策放松期有所減少，但社零提升不明顯。

廣東東莞工業區的書攤。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追問1】

安全、衛生隱患何解？

分析：加強監管同時要擺脫“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循環

地攤重出江湖，有網友點贊稱“一個城市瞬間增加了許多生機”。但也有網友表達了擔憂，稱“臨時擺攤最怕的就是衛生問題和三無產品問題，若不小心吃了劣質食物很難追究責任。”

付一夫認為，地攤經濟不能完全放開，因為其仍有一些內在問題，比如占道經營，會影響市容市貌及交通通暢；塑料袋、泡沫等垃圾亂扔，會造成環境污染；因成本較低，地攤上的商品質量參差不齊，甚至出現假冒偽劣、食品安全等問題，這些都是消費市場健康發展的隱患。

“因此，地攤經濟應該在一定秩序或一定容忍度內放開，同時，可以設計一套比較科學有序的制度來管理，對違規行為應及時、有方法且不粗暴地處理，但若出現嚴重的違規，罰款制度也是可以考慮的。”付一夫稱。

的確，從上述多個城市制定的政策來看，不僅允許流動商販經營，也給這些商販“定了規矩”，比如此前被總理點贊的成都，就制定了商販攤主清潔衛生責任機制，要求及時恢復衛生環境，日產日清，同時，還建立了商販攤區擇優拓展機制，及時取消市民和商家都不滿意的攤區，引導一批優質商家、商販到自擺區，打造夜間經濟場景。

任興洲坦言，一直以來，一些地攤經濟因臟亂差和安全問題受到詬病。而成都的做法我認為是行之有效的。比如商販攤主清潔衛生責任機制、對攤區設置隔離欄，指導安全用氣等，避免占用盲道等，這些做法既讓地攤經濟活躍起來，又通過一定的規則進行必要管理，使其安全有序地發展，這是一個多贏的局面，也考驗一個城市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其他城市也可以參考這種做法，因地制宜，制定適合當地的管理規定。

“總的來說，政府主管部門和監管機構一方面要放寬準入，不能隨意取締地攤經濟；另一方面也要加強管理，特別是對食品安全和操作安全問題要更加關注，不能一放了之，而是讓它們在合理的規范內發展。同時，要做好服務，將相關扶持政策落實到位，這樣地攤經濟才能擺脫‘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循環，才能實現健康良性發展。”任興洲表示。

【追問2】

是否會影響實體門店？

專家稱會對同質商品店鋪造成沖擊

另外，也有人擔心，地攤經濟的盛行是否會對實體店鋪造成沖擊？一位網友就表示“受沖擊最大的還是那些路邊的小餐館、小超市，畢竟需求是固定的，這邊吃了一大口，另一邊就只能吃一小口了。”

對此，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彭波也認為，估計門店經濟會受到一定影響，一方面，網上購物的方式已經較大的影響到了線下消費，另一方面，地攤成本更低，也會對售賣同質商品的店鋪造成一定的沖擊。但我們也要看到，地攤經濟的放開更有利于擴大低收入群體的就業，解決基本生計，降低社會生活成本，有利于經濟的迅速恢復，在疫情及貿易戰帶來的疊加沖擊之下，這其實也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和權衡。

也有業內人士觀點認為，擺地攤賣得東西和在門店鋪面并不完全重合，比如一些高檔服裝、化妝品，一般消費者都會去門店消費，而買便宜的衣服，則會去地攤消費。又比如請人吃飯一般會直接上門店消費，但自己一個人吃飯可能會選擇路邊攤，總的來看，地攤經濟會對路邊小餐館等同質消費造成一定影響，但對于有差異性的、略微高檔的門店沖擊并不會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