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人行南京分行行長郭新明： 建議建立“政府+市場” 流行病專項保險機制

從金融角度出發，頂層設計上如何優化中國的公共服務衛生供給體系，有效提高公共衛生服務供給能力？郭新明建議，創新金融支持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的產品和服務方式，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參與發展醫療衛生事業。

當前，中國應對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已取得階段性進展，但也暴露出公共衛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在公共衛生與防疫基礎設施建設、應急管理體系建設、公共衛生服務供給，特別是在口罩等醫用應急物資保障等方面，表現尤為突出。

中國公共衛生服務主要依賴于政府撥款。數據顯示，2019年財政投向公共衛生領域的資金1.6萬億元，占GDP比重約1.7%，與中等收入國家（4.5%）、發達國家（7%）相比仍有較大差距。

從金融角度出發，頂層設計上如何優化中國的公共服務衛生供給體系，有效提高公共衛生服務供給能力？全國人大代表、人行南京分行行長、黨委書記郭新明接受了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的專訪。

降低醫療、衛保企業成本

《21世紀》：人行是金融政策的制定者和監管者，怎樣更好服務公共衛生體系？

郭新明：公共衛生服務具有顯著的正外部性和公共產品屬性，政府理應在公共衛生體系建設中發揮主導作用。在堅持政府主導的前提下，引導社會力量積極參與，發揮好政府和市場“雙輪”驅動的互補效應。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是社會資源的集中承載者和關鍵分配者，可以作為公共財政的有益補充，在中國公共衛生體系建設中發揮重要的支持和保障作用。

《21世紀》：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如果按照應對本次疫情的狀態來保持公共衛生物資儲備和供給，日常會出現較大的閑置，浪費社會資源。

郭新明：問題的關鍵在于防疫等應急物資的可持續生產和快速轉換能力。

我的建議是，可考慮按照“平戰結合”的方式來增加公共衛生服務供給能力，包括增加民營衛生醫療機構、醫療床位等資源，以及鼓勵衛生防疫產品生產企業保留維持生產線等。

這些供給能力在平時可以用于經營民用，產生的現金流可增強其自身維系的內在動力，在“戰時”又可迅速征用，通過“藏能于民”構筑防控重大公共衛生災害的有力屏障。

考慮到此類供給能力在平時不能得到充分利用，造成一定的產能閑置在所難免，純粹依靠市場化運作難以長期維系，為了鼓勵社會資本進入，實現商業可持續，建議采取稅費減免、財政貼息、專項再貸款等扶持救助政策，引導銀行信貸進入公共衛生領域，降低醫療機構、衛生保障產品生產企業的經營成本。

醫院授信門檻為何提升

《21世紀》：如何看待公共衛生服務中的供給短板？

郭新明：中國公共衛生投資主要來源于財政政策性專項撥款，市場化投資方式參與較少。

地方政府的有效資金主要用于經濟建設。在資金供給有限的情況下，公共衛生體系建設不可避免出現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均衡現象，集中表現為公共衛生基礎設施水平的差距。

可以看到，本次疫情暴露出各地區在公共衛生應急投入、相關醫療物資既有儲備、產能儲備等均存在短板，如醫療資源的擠兌和短缺，特別是部分地區應對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大規模人群救治、快速分區診斷和改變用途等，難以在最有效的時間內開展。

《21世紀》：有觀點認為，銀行近些年來不斷提升對醫院的授信門檻，這影響到了公共衛生事業。對此，你怎么看？

郭新明：隨著醫療體制改革的深入，藥品加成取消，診療費用價格從嚴控制，醫院收支結余逐步收窄，個別醫院出現收不抵支現象。因此，銀行普遍對醫療機構設置了較高的授信門檻。

調研顯示，有全國性商業銀行對衛生行業實行名單制管理，信貸客戶須為二級甲等以上公立醫療機構，且已納入醫保定點醫療機構。從公立醫院看，其事業單位性質決定了財務“收支兩條線”的特征，即醫療類項目運營產生的收益需先行進入財政，再由財政撥付給醫院使用，由于收入涉及財政，無法直接作為信貸還款來源，銀行一般采取信用和保證方式授信，如醫院無力還款，銀行很難通過訴訟途徑處置相關資產。

從民營醫院特別是基層診療機構看，此類機構普遍存在注冊資本少、資產負債率較高、高水平專家醫師不足等特點，衛生部門對其資質認定比較低，難以被納入醫保定點醫療機構范圍。

此外，擔保方式增信在醫療機構獲得銀行授信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比較有限。根據《擔保法》有關規定，醫院的資產屬公共福利設施，不得用于貸款抵押。而占據醫療機構資產比重較高的藥品是有保質期且流動性極大的商品，難以作為抵質押擔保物。

建議建立流行病專項保險機制

《21世紀》：為抵抗疫情，有保險企業發揮社會責任，研發新產品，并試圖捐獻給一線醫生，但監管部門似乎對此反應平淡。

郭新明：保險既是用于資產配置的金融工具，也是公共安全管理中的一種市場化制度安排，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事前健康管理、事中防治救控、事后損失補償、促進經濟社會恢復正常水平等方面可發揮重要作用。

當前，保險參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響應、風險預防、患者權益保障等領域深度遠遠不夠，健康保險產品體系本身也亟需完善，特別是重大災害保險、醫生職業責任保險、健康養老保險等險種開發和普及力度還不夠。

以本次疫情為例，不少保險公司推出了專屬新冠肺炎保險保障計劃產品，并通過衛生機構捐贈給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線醫護人員。但類似的單一責任保險產品目前缺乏定價數據基礎，為防止侵害消費者權益，監管部門尚不允許保險公司開發并投向市場。

《21世紀》：如何讓金融資源更好進入公共衛生領域，滿足新時代下百姓對高質量醫療服務的需求？

郭新明：關鍵在于創新金融支持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的產品和服務方式，可以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參與發展醫療衛生事業。

比如，可運用PPP模式在公共醫療領域開展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項目建設運營，引導金融機構為項目建設提供“投資、貸款、債券、租賃、證券”等綜合金融服務，并聯合銀行、保險等機構開展銀團貸款、委托貸款等融資業務。

再如，可借鑒美國等國家公共設施資本證券化融資辦法，把公立醫療機構基礎設施建設信貸項目打包，將信貸資產信托給受托機構，由受托機構以資產支持證券的形式向投資機構發行受益證券，以實現風險分散。

《21世紀》：保險在國外應對公共衛生事件中對保障個人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如何更好發揮出保險的保障功能？

郭新明：短期看，在人身險產品體系上，短期內可通過擴展產品責任、取消免賠額、對特殊人群（醫護人員）提供公益性質的保險產品等措施，為新型流行性疾病提供保險保障。長期看，應將各類人群、傳染病及相關各類風險規范化地納入保險范疇，豐富完善健康產品體系，解決好科學定價問題。

在針對傳染病患者的醫療費用上，為改變支付方式單一、保障機制尚不健全的現狀，建議構建醫保、財政、銀行等多部門多元化的醫療費用保障機制，科學合理利用醫療資源。

我認為，可以借鑒世界銀行流行病保險機制，結合巨災保險體系建設經驗，建立“政府+市場”流行病專項保險機制，充分發揮保險在風險管理、定量分析方面的優勢，提升流行病災害事件響應能力。

同時，通過構建“保險+”生態圈促推醫療科技聯動。引導保險機構利用自身在醫療科技方面的有效積累，以大數據分析為基礎，與公共衛生機構協作。比如，通過確診病例快速定位密切接觸者并繪制其行動軌跡，利用大數據在不同地區實現醫療資源和政府資源精準配置等。

(作者：王海平 編輯：李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