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漢堂對話蘭德公司專家：全球如何應對第三波疫情的爆發

　　自今年1月下旬開始抗擊新冠大流行病以來，中國和東亞多國經歷了第一波疫情并艱難贏得喘息機會。3月和4月，歐洲美國相繼淪陷并成為“震中”，形成第二波風暴。當前，巴西、印度、土耳其、俄羅斯、墨西哥等新興市場國家病例激增，疫情會否在更廣泛的發展中國家，包括最為脆弱的非洲地區，形成第三波浪潮，已成為全球關切。北京時間5月8日20時，羅漢堂秘書長、湖畔大學教授及執行教育長陳龍同美國蘭德公司全球衛生戰略和健康方面資深專家、白宮咨詢專家黃志環（Jennifer Huang Bouey）、蘭德公司亞太中心主任、資深經濟學家拉斐奇·多薩尼（Rafiq Dossani）、哥倫比亞大學金融學教授、羅漢堂學術委員魏尚進視頻連線對話，就疫情演變和全球應對和協作展開討論。

　　第三波疫情已成全球隱患

　　4月下旬以來，巴西、印度、土耳其、墨西哥和印尼等新興發展中國家疫情加速惡化，5月7日，巴西單日新增病例已破萬。乍得、加納、塞拉利昂等非洲國家疫情加重，特別是蘇丹，確診病例在約5天內翻了一番。孟加拉國、印度都亞洲國家確診病例持續攀升。位于歐洲的俄羅斯則單日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連續6天過萬。

　　發展中國家普遍醫療資源有限，缺乏大量進行測試、跟蹤和隔離病例的醫療能力。特別在南亞和非洲地區，新冠病毒可以迅速摧毀整個公共衛生保健系統。除此之外，很多發展中國家財政體系和財政狀況堪憂，一方面國內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過高，另一方面還欠下外幣債務，因此政府很難向家庭和企業提供幫助，導致新冠肺炎的負面影響進一步擴大。

　　陳龍指出，“第三波疫情和前面兩波最大的不同，是受到影響的國家很多既沒有完善的醫療體系，也沒有較強的經濟救助能力，受到沖擊的深度和長度也就可能更嚴重。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就像國際社會的‘中小企業’，在全球性大流行病的沖擊下極其脆弱。”但若新興發展中國家無力抵御疫情，新冠病毒還會繼續在全球肆虐，并回流到歐美、中國。因此，不論是新興國家本身，還是國際社會，都應密切關注新冠疫情在新興發展中國家的蔓延，并盡早應對，從而避免更大更持久的社會和經濟破壞。

　　生命與生計，新興國家政府采取何種戰略？

　　從國家反應看，對抗全球性大流行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是社會隔離，但國內經濟正常運行必然會受到沖擊。陳龍認為，在應對這種互相矛盾但又相互交織在一起的“疫情經濟”時，政府的反應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對比研究多國抗疫方案后，作為公共健康方面的資深專家黃志環表示，政府能力不足的新興發展中國家可以借鑒韓國3T戰略，即檢測（Testing）、病例追蹤（ Tracing）和治療（Treatment）。但她也指出，要有效執行3T，政府必須改善自身治理，即實現TEA，即政府必須和公眾之間建立信任（Trust），保證政策的透明和一致，從而促進公眾和政府之間的合作。“E”是政府調動目標領域內國家資源的效率（Efficiency）。無論是檢測、追蹤，還是治療或疫苗投資，都需要強大的調動能力。最后的“A”是敏捷（Agility），意味著政府需要嚴密監測趨勢，并靈活改變政策。如果一項政策不奏效，則迅速啟動新政，從而有效應對疫情新熱點并迅速解決問題。

　　另外，在當前缺乏疫苗和有效治療方法的情況下，社會隔離是唯一有效的政策，但對經濟的傷害過大。但如果放寬隔離政策，其他非藥物干預措施就必須跟上，如檢測或病例追蹤，但這需要巨大的技術和人力資源投入，因此對資源匱乏的發展中國家來說負擔過重。因此，結合經歷了第一波和第二波疫情的國家抗疫經驗，新興發展中國家政府可考慮能采取最低干預戰略（Minimum strategy）：1）當感到恐慌或病例數量在迅速上升時，停止一切經濟活動，完全杜絕社會接觸，為準備檢測爭取時間；2）當經濟和社會付出過高代價時，停止隔離并加強個人層面上的檢測和追蹤。兩大手段交換使用，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減少干預措施的破壞性，保障經濟和生活穩定。

　　陳龍表示，現在需要認真定義、衡量和跟蹤疫情經濟。疫情、經濟和政策應對已經成為互相深度影響的三角。疫情政策的失誤，或者可能帶來生命的代價，或者可能帶來巨大的經濟成本。而且取舍的成本是隨著時間而指數級增長的。羅漢堂即將發布一套全球疫情經濟的指標體系，用大數據的方式追蹤一國疫情狀況與經濟活動活躍度之間的關系，政府和企業可以以此為對標指標和參考，希望可以輔助決策者做出更明智的決定。

　　通過全球協作幫助新興發展中國家走出危機

　　由于第三波疫情國家缺乏財政和醫療能力，為避免新冠疫情蔓延甚至回流，全球主要國家必須通過國際協作來提供協助。正如黃志環所講，“只要還有人在不安全環境中，我們所有人都不安全。”

　　在財政支持方面，疫情讓新興發展中國家本就債臺高筑的財政系統更加脆弱。進一步分析，國內債務問題相對容易解決，通過中央銀行將債務暫時貨幣化即可。但國際債務需要有債權國援助，才能走出眼前危機。近年來，中國已成為發展中國家最大的債權國之一。魏尚進表示，在這方面中國完全有能力發揮關鍵作用，并將在國際社會上贏得極大的善意。

　　而其他債權國大多數比中國富有，因此也能夠延長償還期限，幫助它們渡過本次危機。與此同時，“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新興發展中國家在獲得資金支持的同時，必須按規定進行嚴格的治理改革，包括對衛生系統、醫療資源分配體系的改革，從而真正解決醫療資源短缺、系統脆弱等問題。

　　另外，與歐美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在危機中對財政政策的使用往往非常謹慎。因為根據過往經驗，如果國家出臺大力度財政計劃刺激經濟，可能會產生漏出效應（Leakage effect），即投放大量資金后導致本國貨幣升值，對海外產品需求提高，部分資金和需求會隨之流失到別國。因此，國力較弱的國家擔心漏出效應導致自己本就不多的資金流向海外，不愿意出臺力度大的財政刺激政策。因此在這方面國際協作非常重要，只有所有國家都愿意采取同樣的刺激政策時，才能免除它們的后顧之憂。

　　在醫療支持方面，疫苗研發始終是各國走出新冠陰霾的最終希望。黃志環指出，如果對MERS和SARS疫苗的研發得到了重視，那么世界不會落入今天的窘境。我們不對疫苗進行投資，原因在疫苗不會產生利潤，而且通常一種疫苗每人只能使用一次，所以通常如果疫情不是全球性的，市場將會非常有限。因此，全球社會應團結起來，為對抗新冠病毒和其他多種疾病，建立匯集資源的組織，從而為疫苗研發提供技術和資金支持。

　　魏尚進同樣認為，現在幾百種潛在疫苗的研發中，由于缺乏科學合作，各國各實驗室獨立開展的工作有大量重復的部分，造成效率浪費，而通過國際金融、財政等資源的匯集以及科學合作，疫苗的開發和生產流程可大大加快。但拉斐奇表示了不同意見，疫苗開發應該引入競爭，并通過競爭獲得最優結果，所以應讓上百個實驗同時進行，百花齊放，各研發機構應分享科學信息，而非醫學方案。

　　在政府之外，私營部門也將發揮重大作用，魏尚進指出，例如阿里巴巴正在用創新手段為其他國家提供支持。比如當前生產低技術含量PPE產品的廠家良莠不齊，質量存在巨大差異，而買家往往因急于獲得設備而忽略質量問題。因此阿里巴巴在平臺中加引進了品牌商和供應商，幫助買家從擁有良好歷史記錄的優質賣家處采購，從而確保高質量供應。

　　病毒無國界。在面臨新一波疫情沖擊時，大多數國家都意識到國家之間需要更多合作。魏尚進指出，拋開政府層面，中美科學界和健康部門都表達了強烈的合作意愿。中美在疫情初期就展開了富有成效的溝通和經驗共享。

　　與會專家認為，當前甚囂塵上的“與中國脫鉤”也并非美國企業界的一致觀點。疫情讓衛生安全會更加區域化，各國更多與有相似成本結構和系統的國家合作，供應鏈的安排也更注重穩健性和本地化。但魏尚進指出：在全球制造業價值鏈中，美國企業的競爭對手大多來自歐洲和日本等國，而非中國。將中國高質量低成本的供應商拱手讓給對手不符合美國企業的商業邏輯。在當下動蕩的時代，全球化不會終止，但會以新的方式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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