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建言：超大城市都應該建“小湯山醫院”

原標題：專家建言：超大城市都應該建“小湯山醫院”

繼宣布建設武漢火神山醫院兩天后，1月25日，武漢市決定再建一所“小湯山醫院”——武漢雷神山醫院。

兩所醫院將用于集中收治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參照北京小湯山醫院模式所建。

2003年抗擊SARS期間，僅僅用了168個小時，北京“小湯山醫院”這座建筑面積為2.5萬平方米、有1000張床位的傳染病�？漆t院正式建成。這在世界建筑史上沒有先例，當時，擁有500張以上床位的傳染病醫院，建筑周期至少需要2年。

不過17年后，武漢重復了這個路徑，更大的建筑面積、更多的床位，同樣以小時計算的工期。

如何解決醫療資源短缺

公開信息顯示，火神山醫院選址武漢職工療養院附近，建筑面積2.5萬平方米，可容納700-1000張床位，將于2月3日投入使用。雷神山醫院位于武漢市江夏區，初定新增床位超過1300張，建筑面積約3萬平方米，將于2月5日投入使用。

原全國青聯常委、原國家科委研究中心研究員武欣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除了北京在抗擊SARS時期留下的“遺產”——小湯山醫院，目前中國還沒有一座超大城市專門配備用于城市傳染病危機處理的備用系統。他建議，類似武漢等超大城市，都應該建一所“小湯山醫院”，作為永久性的城市傳染病危機處理的備用系統，“哪怕疫病是二十年、三十年一遇�！�

2003年建成的小湯山醫院采用了輕型建筑材料，基本為一層病房。醫院有6排病房，設有X光室、CT室、手術室、重病監護室、接診室、檢驗科。

時任北京市昌平區小湯山鎮副鎮長劉長永曾撰文稱，小湯山醫院高速運轉 51 天，收治了全國七分之一的“非典”病人，且病死率世界最低、醫院零投訴、醫護人員零感染。

如今，武漢醫院的床位短缺問題亟待解決。此前，武漢市7家二級醫院被征用，成為收治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的定點醫院。據武漢市副市長陳邂馨介紹，這7家醫院“騰出3400張床位，專門收治發熱患者”。不過媒體報道，七家定點醫院人滿為患，陸續騰出來的床位并不夠用。1月26日， 武漢市市長周先旺表示，目前已征用24家醫院，1萬張病床，還在加大征收征用力度。

另一方面，疫情仍呈蔓延趨勢，一天之內，全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案例新增769例。據國家衛健委最新消息，截至1月26日24時，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收到30個�。▍^、市）累計報告確診病例2744例，現有重癥病例461例，累計死亡病例80例，疑似病例5794例。

新增2000張床位，足夠使用嗎？面對來勢洶洶的傳染病，超大城市如何解決醫療資源短缺的窘迫狀態？

武欣認為，實際上在建設火神山、雷神山兩座專門醫院以前，武漢就可以利用沿江優勢，把江上的客輪改造成隔離病房使用�？洼喐綦x效果好，并且自身帶有排水系統，便于收集廢水，只要將廢水管道接到岸上，連接上專門的醫療廢水處理設備。相比平地建醫院，改造客輪更快速可行。

武欣認為，即便是兩座專門醫院投入使用后，客輪醫院仍有存在意義：承擔分診任務。

患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人，其癥狀往往是低燒、咳嗽、畏寒，容易與一般的感冒、流感混淆。上傳染病醫院診療，不免擔憂接觸到大量確診病人，造成交叉感染。

對此，武欣建議，形成以“公交車+客輪+醫院”的三級診療系統。面對大量疑似患者，“發熱門診”的觸角應伸向城市各個角落，出現在患者視線可及范圍之內。這一任務可由公交車實現：將一批公交車輛按照人口密度放置在城市各個街區，車內配置隔離工具、通訊和急救人員，并與當地街道組成區域檢測和服務小組，作為臨時的發熱人員服務中心。

由客輪改造的醫院，屬于第二級診療系統。武欣說，當公交車上的醫生發現病人有問題時，應該給他在就近的“客輪醫院”掛上號。客輪上的醫生發現疑似患者，再送往火神山、雷神山這兩座專科醫院，如果疑似患者是老人，帶有并發癥，應送往三甲醫院——對于這些并發癥，傳染病�？漆t院的能力往往不如三甲醫院。

對于疫情控制期間的客輪、車輛臨時征用問題，《傳染病防治法》規定，傳染病暴發、流行時，根據傳染病疫情控制的需要，國務院有權在全國范圍或者跨省、自治區、直轄市范圍內，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權在本行政區域內緊急調集人員或者調用儲備物資，臨時征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關設施、設備。緊急調集人員的，應當按照規定給予合理報酬。臨時征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關設施、設備的，應當依法給予補償；能返還的，應當及時返還。

關于征用補償，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教授程雪陽曾撰文指出，補償的第一原則應當是“恢復到沒有被征用時的狀態”，這也是為什么法律規定“能返還的，應當及時返還”的原因。不過，即使能夠返還，那么政府也應當根據交通工具以及相關設施、設備的損耗情況，給予其相應的折舊或損耗補償。對于房屋，則應當根據本地同區位、同類型房屋的出租情況給予租金補償。

此外，新型冠狀病毒具有傳染性，目前也很難判斷這種病毒是否能徹底清除。程雪陽提到，在疫情結束之后，如果有強有力地科學證據表明被臨時征用的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關設施、設備已經無法再合理使用，相關權利人要求作出征用決定的政府征收這些財產的，政府應當滿足被征用人的這一要求。

應把互聯網技術引入危機管理

武欣還提到，疫情之下，應該將互聯網技術引入危機管理，讓互聯網企業發揮所長。比如，可開發一款手機軟件，用戶走在人群密集處，打開軟件就可以看到，50米、100米范圍內有多少從疫區回來的人、有多少疑似病人。

移動運營商也可大有作為。一方面，在上述軟件開發過程中，移動運營商可以提供疫區注冊地的手機定位匯總信號。另一方面，移動運營商可以將從疫區流動到全國各地的手機號提取建庫，短信互動報告身體狀況。同時根據分布密度和醫療設施分布的數據，分批通知曾去過疫區的人員就近檢查，檢查后脫離跟蹤提示。

在安比（SECBIT）實驗室創始人郭宇看來，移動運營商記錄有較為詳細的人員地理位置信息，但這并不包括醫療診斷，或者區域疾控方面的數據，若需要實現上述構想，還需要診療、疾控等多維度的數據配合進行分析。

郭宇認為，從技術方面來看，提供嚴格脫敏的可信數據非常有利于精細化治理，特別是針對社會突發事件。在技術領域，一些新興的技術手段有望解決個人信息泄露與大數據協同分析的兩難問題：比如零知識證明，在保證數據的統計結果可以進行公共可驗證，同時不向任何一方（除了監管之外）泄露“原始信息”；再比如安全多方計算，可保證多方可以在“不共享數據”的前提下協同進行數據分析；又比如全同態加密技術，保證個人隱私數據在“完全加密”的狀態下進行計算、統計；“區塊鏈”也是實現數據融合的重要基礎設施。然而現階段，這類熱點技術尚存在一些技術難關，距離大規模應用還有一定距離，中國在這類關鍵技術研發，還有技術整合方面還需要實現突破。

在郭宇看來，技術真正落地應用、解決實際問題，除了解決技術本身的問題，還需要完善法律、制度，比如如何進行數據確權、數據授權，明確哪些分析是不泄露隱私的，哪些分析是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