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新華社的報道是這樣評價此項成果的：這是中國繼原子彈、氫彈爆炸成功，人造衛星上天后，在高科技領域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
臺灣地區《中國時報》1992年5月報道，分析研究所得粒子對撞數據后，對重輕粒子的質量獲得高度精確的測量，比國際現有結果精確5倍。“這是第一次完全由中國人自行獲得的世界性研究成績。”
中國人僅僅花了極短的時間，就建成了北京的正負電子對撞機，并在此后進行了一系列前沿研究。斯坦福加速器中心的帕諾夫斯基說：“中國的物理學家在已知粒子的測量方面要領先于西方，準確度要高于西方。”
為了加快步伐向高能物理領域的世界前沿靠攏，中科院高能所于2012年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在中國建造下一代粒子對撞機的計劃，以加快對希格斯玻色子（即“上帝粒子”）的探索，該粒子可以解釋質量的存在，對理解宇宙很關鍵。
中國應不應該建下一代粒子對撞機？這一爭論尚無公認答案。圍繞這個問題進行的大討論也經常見諸于媒體。
今天，庫叔選取了兩篇對建造下一代粒子對撞機持不同看法的文章，希望大家對這個高精尖領域能有更全面的了解。
意大利核物理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員，歐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LHCb實驗成員
2012年希格斯粒子被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發現后不久，科學家們立刻意識到，其質量并沒有之前一些理論預期的那么高。這也就意味著，對其進行直接研究的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建造難度，是現代人類工程水平可以達到的范圍之內。這也讓物理學家們看到了對希格斯粒子開展直接研究的希望。
而中國的高能物理學界，在經過了幾十年的砥礪發展之后，逐漸摸清了到達這門學科研究最前沿的門路，也看到了在這個領域引領國際潮流的希望。加上過去幾十年飛速發展的中國工程業與制造業加持，中科院高能所于2012年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在中國建造下一代粒子對撞機CEPC（Circular Electron Positron Collider，環形正負電子對撞機）的計劃。
或許很多人還不了解，過去幾年里，中國高能物理學界有很多學者一直在默默地進行下一代粒子對撞機技術的初期研究探索工作。
他們將對撞機的研究拆分成對撞機粒子注入與傾出、粒子束流、粒子聚焦、磁場、真空、控制等系統以及探測器的徑跡識別、粒子鑒別、能量測量系統等等數十個單元，分別交給不同領域的專家團隊進行研究，項目土木工程建設方面的設計和估價則交給了專業土建公司。
這些專家團隊的研究模擬成果最終匯總成兩卷共900多頁的《CEPC概念設計報告（卷Ⅰ、卷Ⅱ）》，經全球知名專家學者參與的關于創新性與可行性的審議，已于2018年底向全世界公開。
不少網友紛紛站隊，表達了對某一觀點的支持或反對。
這些爭論的焦點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是一個問題：花這么多錢建設CEPC，到底值不值？
1
下一代粒子對撞機到底有什么用？很多人不理解的是，中國設計的環形正負電子對撞機（CEPC）比現在已經運行的歐洲大型強子對撞機（LHC）能量要低，既然要做下一代粒子對撞機，為什么其能量反而不如已經存在的對撞機？
這是因為，LHC和中國設計的CEPC是兩類對撞機，它們分別代表著高能物理學的“能量前沿”和“亮度前沿”，高能物理學這個領域的探索和研究，是能量前沿與亮度前沿交替上升的過程。
所謂“能量前沿”，就是利用結構復雜的粒子，以更高的能量對撞來探索未知未見的粒子或現象，是一個“大力出奇跡”的過程。利用LHC進行新物理的探索，是一個在大量雜亂的數據中篩選找出新粒子或者新現象的過程。
打個比方，LHC里的粒子就像滿載各種雜物的貨運火車，越高能量的粒子相當于有越大容量的貨倉，從而有更高概率裝進去一些稀有的東西。如果我們想知道貨倉里有什么，只能用一種“野蠻”的方式來探知，那就是將兩列火車相撞，把貨倉撞碎看看里面有什么.
在大量散落的貨倉對撞物中，希格斯粒子就像是一盒冰淇淋。過去幾年中，科學家們在強子對撞機的對撞產物中找到了很多新鮮東西，其中就包括了這盒冰淇淋，物理學家們已經找了它幾十年，它的發現為下一步的亮度前沿實驗的設計指明了方向。
在高能物理學實驗中，位于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的LHC，位于美國費米實驗室的兆電子伏特加速器（Tevatron），以及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不幸流產了的超導超級對撞機（SSC）都屬于這一類能量前沿的實驗裝備。
而所謂“亮度前沿”，則是以“干凈”的粒子進行對撞，壓低其他不關心的粒子或者現象產生的幾率，從而對想要研究的粒子進行精確測量的過程。
這類亮度前沿的實驗通常是用正負電子這一類只參與量子電動力學（QED）過程而不參與量子色動力學（QCD）過程的輕子在目標粒子的閾值能量處進行對撞，從而達到最高的純凈度和統計量，進而完成對目標粒子各種性質的精確測量。
這個過程就像假如我們想研究一盒冰淇淋，那就直接從冰淇淋工廠生產一盒。通過這樣的過程獲得的冰淇淋，比把它放進對撞的火車貨倉里，再從撞碎散落的零件中找到的冰淇淋要干凈得多。
通常來說，高能物理學中的“某某工廠”實驗，包括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機構（KEK）的Belle實驗，美國斯坦福直線加速器中心（SLAC）的BaBar實驗，以及在規劃中的“希格斯工廠”和τ-粲工廠等，都是亮度前沿的實驗。
CEPC以及歐洲規劃中的FCC-ee都是希格斯工廠，顧名思義，它們都是為了研究希格斯粒子的性質而規劃設計的實驗。在今年初FCC-ee計劃的《FCC概念設計報告》發布時，人們發現它關鍵參數的設計與之前發布的CEPC的《CEPC概念設計報告》中的關鍵參數“幾乎一模一樣”。
為何這樣呢？是因為希格斯粒子被發現后，其閾值能量已經確定，對其進行精確測量的物理目標也已確定，而100公里尺度的環形電子對撞機是最快捷、最有效也是最便宜的方式。
這一類對撞機中產生的希格斯粒子比在強子對撞機LHC中產生的要干凈太多，根據《CEPC概念設計報告（卷II）》中的計算，CEPC產生的希格斯粒子的信噪比LHC好一億倍，精度高十倍以上，對新物理敏感的能標高十倍。
CEPC的設計不僅能精確測量希格斯粒子，還可以將W，Z粒子的測量精度提高1-2數量級，并且還能用來進行電弱相互作用，量子色動力學，頂夸克和重味物理相關問題的精確研究。
除此之外，CEPC所設計的能量區間還有潛質在希格斯粒子有效場論、希格斯粒子質量起源問題、希格斯勢能性質、電弱相變過程、暗物質研究、惰性中微子、重味物理反常現象等領域發現新物理。
現代粒子物理標準模型雖然驚艷，但還不完備，仍然有很多待定的參數，并且也存在著很多與標準模型不符的實驗觀測結果，而且標準模型也只是在研究占宇宙5%的可見物質，剩下更多都仍屬未知。
所以，對人類來說，探索遠未達彼岸，下一代粒子對撞機的投入運行會帶領人類在向未知領域再邁進一步。
2
高能物理能給普通民眾帶來什么？
目前，世界各國粒子物理學家之間也在博弈，他們都希望下一代粒子對撞機建在對自己有利的位置。如果二十年后，在新的亮度前沿實驗，或者升級后的LHC上發現了新物理跡象，物理學家們確認了建造下一代能量前沿的對撞機的必要性，那么新的能量前沿實驗就可以利用屆時現存的100公里的電子對撞機坑道，安置未來新的質子對撞機（SppC）。
雖然SppC的命運將完全取決于未來二十年CEPC和升級后的LHC的物理產出，現在討論SppC，仍然是在討論一個沒有基礎的空中樓閣，但毋庸置疑，現在在哪里建造新的環形正負電子對撞機，哪里就更容易發展為未來世界對撞機物理的新中心。中國目前也已參與到了這個游戲中來了，無疑向外界展示了大國科技崛起的雄心。
可是高能物理學的研究的投資這么貴，除了便于物理學家研究，能為普通人帶來什么？
關于這個問題，除了誕生于高能物理學研究的互聯網，其實還有很多例子，比如，更安全的核醫學診斷，甚至更方便的手機體驗。
很多核醫學診斷儀器中都會用到光電倍增管作為診療信號的接收元件，高性能的光電倍增管能使患者減少治療過程中所受的輻射，使核醫學診斷更安全，而中國關于高性能光電倍增管的研制，則少不了高能物理學行業的貢獻。
之前曾有一條新聞報道稱，2019年4月26日，中國科學家在四川稻城亞丁建設的高海拔宇宙線觀測站（LHAASO）的科學觀測正式啟動。
十年前，在LHAASO還處于早期預研時，初入高能物理行業的筆者就曾參與了早期光電倍增管測試系統的搭建。高性能光電倍增管，是現代高能物理學粒子鑒別系統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元件，能夠穩定檢測到單光子信號。
當年，筆者的老師曾說，這一個僅有十幾厘米長的小元件，價格就高達幾萬塊，除了LHAASO需要的數千個，江門中微子實驗等高能物理學實驗也需要大量的光電倍增管。
為什么它可以賣得這么貴呢？
除了其精密的設計之外，還因為，盡管全世界的高能物理學實驗都對這個元件有需求，當時卻只有一家日本公司有技術制造這樣的高性能元件，所以日本可以壟斷高性能光電倍增管的價格。
（圖為光電倍增管 圖源：濱松中國）
也是在大約十年前，為了打破這種壟斷，中科院高能所啟動了新型光電倍增管的研究計劃。由中科院高能所牽頭，北方夜視公司和多家科研單位共同成立了研究合作組，在前幾年成功研制出了性能不亞于日本企業產品的高性能光電倍增管，并成功投產。
在這之后，國際上高性能光電倍增管的價格一下子降了一大截。這不僅僅造福了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高能物理學實驗，還最終影響了核醫學儀器的更新換代。
可見，高能物理學實驗儀器的生產技術最終可以實現產業轉移，并應用在民生領域。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我國自主研發的首臺1.5特斯拉液氦零揮發核磁共振成像超導磁體，就是中科院高能所和企業為了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實驗（BEPC）的超導探測器研發的，而它經產業轉移之后成為了影像醫學中核磁共振成像系統中最為重要元件。
再比如根據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記載，透明電容式觸摸屏最初是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科學家為了SPS實驗控制室的控制系統而發明的，現如今已成為每個人手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CEPC的建設不是投幣即得的許愿機，而是無數組件從無到有，一件件開發，一件件組裝出來的。這也就注定了在CEPC這樣一個極其復雜的儀器建設過程中，一定有各種各樣的難題亟待解決。
切實需求是技術突破的重要動力，為了解決實驗設計中遇到的問題，一定會順帶著有新的技術創新產生，最終也會外溢到民生領域，改善未來人類的生活。
3
中國能承擔得起CEPC這樣的大科學裝置嗎？
說完了大型對撞機的產出，我們來說說中國能不能承擔得起這樣一個引領世界的大科學裝置。
建設大型對撞機貴嗎？貴。但是這些錢放在一個擁有約14億人口、GDP排名全球第二的大國的科研經費里真的多嗎？這就需要用數據說話了。
在物理學家完成所有原件的初步設計和調研之后，在2018年公布的《CEPC概念設計報告（卷I）》中，CEPC總體造價最終被鎖定在了約60億瑞士法郎左右，即大約360億人民幣。
根據《CEPC概念設計報告（卷I）》的計劃，CEPC的建造應大約在2022年至2030年之間完成，360億人民幣的資金將會在大約十年的建設工期中被投入到CEPC的建設項目中。
屆時，作為國際上最高亮度的希格斯工廠，勢必會吸引世界各國的科學家來華進行研究，因而國際研究資金也會是CEPC項目的重要來源。高能所計劃將國際資金的比例控制在30%左右，因而中國每年對CEPC的投入應在30億人民幣左右。
但無論怎么說，每年30億人民幣的投資價仍然看起來像是一個天文數字。那么，這么多錢在我國的科研項目里占多大比重呢？國家每年對CEPC的投入是否會擠壓別的學科的經費呢？
根據科技部2019年4月發布的《我國 R&D 經費投入特征分析》，我國2017年基礎研究經費總量為975.5億元。如果基礎研究經費按照2017年水平維持不變十幾年，那么在CEPC建設工程期內，CEPC每年大約會用掉3%的國家基礎研究經費。
而這些經費放在我國總體研發投入和GDP總量中則顯得更低。
同樣根據《我國 R&D 經費投入特征分析》中的數據，我國2017年R&D（研發）經費總量達17606.1億元，由此可以算出，我國基礎研究經費的比重僅占研發經費的5.5%。
《中國科研經費報告（2018）》對中國與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研發經費類型進行了分析，中國研發經費中的科學研究部分，尤其是基礎研究經費，目前投入仍明顯不足，遠不及發達國家的一半。
中國一年17606.1億元的總體研發投入又占GDP總量的多少呢？
《我國 R&D 經費投入特征分析》給出了數據：2.15%。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數據，作為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中國的科研經費投入總量雖然已躍居世界第二，但是科研人員占比以及科研經費占GDP的比重仍遠遠落后于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更是連韓國和以色列占比的一半都不到。
因此，目前中國每年的研發經費占GDP的比重，以及基礎研究經費占總體研發經費中的比重都明顯過低。
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要“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要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強化基礎研究，實現前瞻性基礎研究、引領性原創成果重大突破。”2018年，國務院印發的《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若干意見》指出，我國未來對于基礎科學研究會“加大中央財政對基礎研究的穩定支持力度，構建基礎研究多元化投入機制，引導鼓勵地方、企業和社會力量增加基礎研究投入。”
可見，國家對于基礎研究的投入已愈發重視，我國未來的基礎科學研究投入和總體研發投入的力度會逐年增強。
而對于基礎研究經費未來增加的部分，國家自然不會在科研項目總量不變的情況下使每個項目的經費膨脹，而是會增加投資一些新的優質科研項目。除了CEPC，其它學科自然可以提出自己學科的新科研項目，CEPC將和其他學科一起，在未來助力我國基礎研究的發展。
歐洲未來十幾年仍會注重于LHC的升級，于是，歷史留給了中國高能物理行業一個機遇期。
關于中國是否應該引領建造下一代粒子對撞機的討論可以繼續，這樣的投資究竟值不值或許每個人的內心也都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這些都不會影響到中國科研工作者們對助力未來中國基礎科學發展的熱忱，相信中國的高能物理學在未來的發展中一定會守得云開見月明。
延伸閱讀：
“中國不應建大加速器”——葛墨林院士答科技日報記者問
文 | 高博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科技日報”（ID：kjrbwx），原文首發于2019年6月5日，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中國應不應該建大加速器？這一爭論尚無公認答案。加速器即用電磁場驅動帶電粒子，使之累積能量后迎頭對撞，研究碎片產物，以尋找新的粒子。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提出建立世界最大的加速器CEPC。兩位物理學家王貽芳和楊振寧分別支持和反對這一設想。
最近，中科院院士、南開大學物理學教授葛墨林對科技日報記者表示：他支持楊振寧，不贊同建設大加速器。
問：您為什么不同意建大加速器？
答：現在高能物理學的最大困難還不在于造超高能新的加速器，而是沒有公認突破標準模型的可靠新理論，從而有確切檢驗的預言，也就是說，根本不知道做什么嶄新的物理。上世紀中期開始，量子場論（尤其規范場）和夸克模型逐漸發展起標準模型，實驗發現預言的漸進自由、Z、W粒子等，是很大成功。其后，除了中微子理論、實驗外，就沒有太大理論創新。1970年代到現在，雖然有人提出很多超越標準模型的理論，但沒有哪個像標準模型提出的物理那么清楚。
高能物理發展到現在，具有工程特點：理論上一定要特別清楚：要找什么？預計是什么樣子？否則不值得投錢。
大型強子對撞機（LHC）就明確要找希格斯粒子。驗證希格斯粒子后，LHC基本任務完成，遺留大量數據繼續分析處理。但它已經花了上百億歐元，很想繼續做下去，包括向更高能量發展。
受其鼓舞，日本想建國際超高能直線對撞機中心（ILC）。但日本政府剛宣布砍掉了這個項目。原因很簡單：不知道做什么物理，花費巨大，不值得。
問：超弦理論不能去測嗎？
答：超弦理論在思維上有啟發，但它缺乏實際物理后果，沒提出很多可測的東西。我記得，弗里曼·戴森（美國物理學家）15年前來南開，跟我說過，50年之內根本不可能去測量的東西，不要去搞。有人提出造大加速器去檢驗宇宙初期的奇點，這是我無法理解的。
問：有意見指出，美國當年下馬超級加速器項目SSC，使物理研究中心轉移到了歐洲。您怎么看？
答：在當代，高能物理已不是物理關注的重點，更談不上“中心”。美國20多年前砍掉了SSC，我認為不是傻。美國支持的項目花錢不多，但支持奇思妙想，巧中取勝，切中物理發展的核心，也出了很多諾貝爾獎。LHC花了那么多錢，也只是驗證了Higgs幾十年前寫的兩三篇文章，為Higgs拿了一個諾獎。
CEPC的造價，我聽到的數字：一開始提的是300億元。但這個數字不包括基建。挖那樣大直徑、那樣深的一個隧道，單位成本高過地鐵，可想這筆數目小不了。
當初美國為什么把SSC已經挖好的一部分洞都填上，就是怕不斷加碼釣魚——“錢已經花了，不繼續花也不行。”當時已投入20億美元，斷然下馬，這是正確的。另一方面，后來美國在他們大力支持的領域，收獲極大。
有報道稱一些國外學者積極支持CEPC，我建議他們首先應當說服他們的政府出資加入這個方案。
問：CEPC的支持者指出不存在資金無底洞，一個理由是國內關鍵技術比較成熟，而且人員項目經驗豐富。
答：我們的技術和人才實力，與歐洲還無法相比。比如加速器的核心技術是強磁場，LHC能建成，因為歐洲有磁場技術。而我的了解是，中國的超導磁場技術做不出用于這種加速器的強磁場，甚至連準確測量強磁場也做不到。造出CEPC需要的強磁場，還需要有理論上、材料的突破，并不容易。
我國在單、雙環對撞機分支有些人才，距LHC要求甚遠。而在LHC工作的多為數據分析人才。中微子實驗離此目標也甚遠。
問：通過CEPC帶動關鍵技術突破，這也是一種效益吧？
答：與其說加速器帶動技術突破，不如說它是將現有的技術用上。我認為，如果國家覺得強磁場技術有用，那就給強磁場課題，沒必要扯上高能物理。
現在國家急需做的事很多。核廢料處理需要造加速器；散裂中子源已列世界四大實驗室之一，其后續需大力支持，才能測量輪機葉片材料；再如各種光源；再如我國半導體器件落后，源于基礎太差。但現在，我國物理所已有MRAM（磁阻內存）下一代器件的專利，如果技術轉移成功，將可能根本改變行業面貌，但我沒看到有人呼吁向這個關鍵方向投資。
問：不建大加速器的話，我們靠什么發現高能量區的物理？
答：探測宇宙射線。高能粒子發現歷史上，宇宙射線起了很大作用。
王淦昌先生在1990年代跟我說過，靠加速器要發現TeV級的粒子，幾乎不可能。但是TeV級的宇宙射線，雖然不知道原因，總是會來的。我們要發展宇宙射線，花錢不多，耐心積攢數據，到一定程度就有重要發現。
我同意王先生的觀點。可惜我們國家對宇宙射線不夠重視，因為加速器三、五年能做出來成果，而宇宙射線或許要積累十年甚至更長時間。
問：探測宇宙射線更有前途，這有什么證據嗎？
答：比如中科院2015年年底上天的“悟空”衛星，不久前發現一個1.4TeV左右的突起信號，可能是新粒子的跡象。“悟空”這樣的探測項目也就花幾個億，還搭載不止一種探測器。
在此前，美國花1000多萬美元在南極放氣球，我國學者通過數據分析發現了以前沒發現的高能粒子的跡象，雖然誤差比較大；受此啟發，歐洲、美國后來也證實有數據突起。有人猜它可能會突破標準模型。這可能是對王淦昌先生預見的支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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