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邦快遞起訴美商務部：“我是運輸企業，不是警察”

　　在個人和企業起訴政府是普遍訴訟形式的美國，“聯邦快遞訴美國政府風險非常小，卻可以在PR形象以及厘清政府禁令范圍上獲得收益”

　　文 |《財經》(博客,微博)記者 王鳳 《財經》駐華盛頓記者 金焱

　　編輯 | 謝麗容

　　當地時間6月24日，美國聯邦快遞（FedEx）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美國地區法院提起訴訟，訴請禁止美國商務部要求聯邦快遞執行美國《出口管制條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簡稱EAR）中的禁令。

　　聯邦快遞認為，上述《出口管制條例》侵犯了普通運輸企業根據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所享有的正當程序權利。其不合理規定，使得即使不需要證據證明運輸企業知悉貨物違反該條例，也要其對可能違反條例的貨物承擔嚴苛的法律責任。

　　起訴聲明稱，聯邦快遞支持美國出口管制法律的目標，在關于出口管制方面的內部合規項目上投入巨大。但是，要求聯邦快遞對每天在其網絡中運輸的數百萬票貨件實施合規監管，了解所有貨件內容的來源和技術構成，給聯邦快遞造成了不合理的負擔。

　　聯邦快遞承壓“出口管制”

　　雖然在聯邦快遞的官網聲明和19頁起訴材料中均未提及“華為”，但圍繞“華為”而產生的數樁快遞事件把聯邦快遞送到了風口浪尖。因此，聯邦快遞起訴政府的舉動的時間點變得非常微妙——此前，在美國商務部5月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后，聯邦快遞發生了一系列圍繞華為的失誤。

　　5月底，聯邦快遞在未獲華為授權的情況下，將其從日本寄往中國的兩個包裹轉運至美國。另外，兩個從越南發往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的包裹中途被滯留，目的地也被聯邦快遞改為美國。

　　6月21日，美國科技雜志PC Magazine想要重新測評華為的旗艦產品P30 Pro手機，讓一名英國記者從倫敦寄到雜志位于紐約的辦公室。該員工被聯邦快遞告知無法寄送，理由是美國政府與華為、中國政府之間的問題。

　　對連續的“華為快遞事件”，聯邦快遞CEO弗雷德里克·史密斯在當地時間6月24日接受福克斯新聞臺采訪時回應，“（錯運）是一名30歲的聯邦快遞員工犯了錯誤，將兩件包裹轉運到了合規審計部門。”拒絕投遞則是“一名新員工誤解了規定，看到包裹上寫著華為，沒有接受包裹。”

　　身處中美科技冷戰中心的“華為”，是實體清單管制的重中之重。禁令使華為各供應鏈出現暫停甚至停止，開啟“極限生存”模式。同時，禁令使得美國科技股應聲下跌，高通、英特爾等華為在美國的供應商企業均不同程度受創。

　　對于每天處理高達1500萬件貨物的聯邦快遞來說，美國官方管制名單上大約有1100個實體（公司），如果一個包裹出了問題，沒有任何理由，都要被罰款25萬美元。史密斯認為，美商務部希望聯邦快遞成為進出口管制的“警察”，電視采訪中直呼“聯邦快遞已經無法承受”。

　　在美國聯邦快遞公司就出口管制規定對美國商務部提起訴訟后，美商務部長羅斯當天接受福克斯新聞采訪時回應說，“(出口管理)條例規定，普通承運人不得故意違反實體清單或其他出口管制機構的規定運輸物品。它不需要一個公共承運人成為警察或知道每件包裹中裝的內容。”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博士林華向《財經》記者分析，上述行為嚴重違反中國法律，不僅侵害華為作為托運人的權利，還嚴重損害華為的商業秘密。”

　　美國企業有義務遵守本國和所在地國政府的法律法規，但擅自轉移包裹，既沒有公開的政府指令，也無法援引美國法律主張免責。華為作為受害人，可以向聯邦快遞提起民事訴訟。中國政府也有義務為保護本國企業和經濟秩序的基本安全，進行專項調查和處理。

　　起訴背后的態度

　　半個月前，聯邦快遞宣布，不再為亞馬遜提供FedEx Express美國國內服務，此舉被認為會為該公司帶來短期壓力。在起訴美國政府前，市場已在密切關注聯邦快遞的經濟表現，起訴后的第二天，6月25日，聯邦快遞在收盤后公布了其第四財季財報。

　　聯邦快遞的財報顯示，持續的貿易不確定性對其目前財年的表現影響較大，好在第四季度的盈收好于預期——調整后其每股收益為5.01美元，超出市場預期的每股4.81美元。該公司第四財季營收為178.8億美元，符合預期。

　　“聯邦快遞起訴美國政府是擺脫自身困境的當然之舉。”林華認為，一方面，聯邦快遞過度解讀了美國政府對華為的禁令范圍，把自己逼到難以全身而退的境地。另一方面，在個人和企業起訴政府是普遍訴訟形式的美國，“聯邦快遞訴美國政府風險非常小，卻可以在PR形象以及厘清政府禁令范圍（禁令之外即是貿易自由）上獲得收益”。

　　投資咨詢公司Trinity Asset Management資產組合總監布賴恩·吉爾馬汀（Brian Gilmartin）對《財經》記者說，聯邦快遞對美國政府的訴訟可能會耗上多年才有結論，所以這一舉動更多的或許是其向中國暗示，即聯邦快遞會盡力去支持現有的供應鏈。他們選擇從技術上挑戰美國政府，起碼制造了頭條效應。

　　在吉爾馬汀看來，聯邦快遞四面楚歌：一方面，貿易和關稅問題導致了供應鏈的重新評估和布局，這對有著龐大全球網絡和貨運機群的聯邦快遞沖擊很大；另一方面，亞馬遜帶來了新的挑戰，而和中國有關的很多壞消息也體現在聯邦快遞的股價上。

　　在美股市場有望錄得22年來最好的上半年表現的大背景下，聯邦快遞的股票從技術上實現了“二次探底”——2018年12月底和2019年5月出現150美元的低位。在第四財季財報后，有華爾街投資者給聯邦快遞以“賣出”的評級，吉爾馬汀認為，聯邦快遞保守地說可能股價低估了至少25%。

　　但從長期來看，聯邦快遞最大的問題是現金流的問題。吉爾馬汀指出，聯邦快遞在全美或全球各地提供的傳統飛機快遞(Express)業務占總收入的53%，占營業收入的44%。所以聯邦快遞對空運的價格很敏感，他們并沒有利用好這項業務的成本結構。這部分的成本還需要繼續壓低，而中國和全球經濟放緩則雪上加霜。

　　可能縮小禁令范圍

　　林華分析稱，限制華為是延續美國政治利益和慣例的重要決定，“起訴可能幫助明確甚至縮小禁令范圍，但不會從根本上推翻禁令”。

　　世界經濟已經高度一體化，任正非曾在多個場合坦誠地承認華為不能脫離世界市場而獨立。實際上，任何一家企業（包括美國企業）都無法擺脫全球供應鏈而獨自繁榮。多位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法律人士認為，美國企業需要和華為保持交易，并不亞于華為需要和美國企業繼續交易。如果壓力繼續加大，除聯邦快遞，其他美國企業也起訴政府禁令的行為可能增加。

　　不過，聯邦快遞在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區法院提起訴訟后，競爭對手聯合包裹（UPS）表示，不會加入對美國政府訴訟的行列，將繼續在其經營的所有市場遵循政府指令。

　　在逆全球化的貿易糾紛中，這些物流寡頭都受到了最直接的沖擊，如何在中國這一重要市場上彼此博弈，他們各懷想法。

　　（《財經》實習生林彥辰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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