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全國超過100個城市發布人才政策。進入2019年,“搶人大戰”再度升級,甚至有省會城市實施“零門檻”落戶政策。
頻繁的人才新政出臺,對各大城市的人口增長趨勢有何影響?
一二線城市的人口少了還是多了?
超大城市如何承受人口之重?
近16年一線城市人口增長趨勢
北京、上海常住人口從1000多萬人增至2018年的2000多萬人;
深圳人口增長速度迅猛,早已躍居人口過千萬的超大城市;
廣州常住人口增量也大幅提升。
2013年以來,北京、上海開始加強人口調控。受此影響,北京2015-2018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降至0.6萬人;上海2015-2018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降至-0.4萬人。
與此同時,受近年落戶條件放寬影響,廣州2015-2018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增至45.6萬人,深圳2015-2018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增至56.2萬人。
去年發布人才新政的最為積極的,大部分是二線城市。
那么,這些城市“搶人”政策對人口增長的影響大嗎?
近11年部分二線城市人口增長變化趨勢
2018年成都、武漢、西安、石家莊、鄭州、杭州等10個二線城市均發布人才新政,但從歷年數據上看,常住人口變化大多延續以往趨勢,其中,鄭州、西安常住人口首次超過1000萬。
具體而言:
石家莊近4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量為8萬左右,2018年人口增量7萬多;
西安近兩年人口增量分別達78.46萬和38.7萬,屬于近10余年人口增長的高位,但2018年常住人口增速較2017年有所放緩;
成都2018年人口增量近30萬,較2017年翻了一倍多;
杭州則2018年人口增量達到33萬多,2017年增量則為28萬,人口延續之前的增長趨勢。
2018年,城市人口競爭誰是贏家?深圳廣州西安亮了
具體數據來看,深圳和廣州的常住人口在2018年分別增長了49.83萬人和40.6萬人,傲居全國前兩位,西安、鄭州的常住人口分別增加了38.7萬人和25.5萬人,增速都比較靠前,并且,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城市在2018年首次成為常住人口超過千萬的城市。
其他多個接近千萬常住人口的城市正在奮起直追。其中杭州2018年常住人口為980.6萬,新增33.8萬,2017年杭州常住人口增量為28萬人,照此趨勢,2019年杭州將大概率躋身千萬人口城市行列。
另外,青島2018年常住人口為939.48萬,比上一年增加了10.43萬,預計在數年后也將成為新的千萬常住人口城市。
其他常住人口增長比較顯著的城市還有成都、重慶、長沙、寧波等,2018年增量均在20萬左右。
梳理這些城市的人口變化情況,一個普遍特征為:
常住人口凈流入量較大。
所謂常住人口凈流入,是指新增人口數量超過了自然增長人數(常住人口出生數減去死亡數)的狀態。2018年廣州凈流入的常住人口為28.73萬,西安和杭州分別凈流入31.85萬人和27.82萬人,鄭州和重慶凈流入人數分別為18.5萬和15.88萬。
一些常住人口增長較慢的城市,呈現的是人口微量凈流入狀態,甚至人口凈流出。其中,上海和天津2018年末常住人口凈流入只有1萬人左右,北京則是凈流出22.25萬。為什么一些城市常住人口凈流入快?很大原因是這些城市實施了寬松的戶籍政策,并且對符合條件的落戶者給予住房補貼。深圳早在幾年前就開始給落戶的大學畢業生發放住房補貼,另一個人口顯著增長的城市西安于2018年對大學在校生放開了戶籍限制。
而京滬常住人口增長較慢甚至負增長,主要原因還是戶籍控制比較嚴格。
一般來講,城市級別越高,公共服務水平越高,吸引人口進入的虹吸效應越大。比如一些直轄市、副省級城市、省會城市,因為聚集了比較好的教育、文化、科技、金融等資源,對人口吸引力都大。
這可能會導致人口從低級別城市,不斷向更高級別城市涌入。比如農村人口會向鄉鎮集中,鄉鎮人口向市縣集中,而市縣人口向省會城市集中,省會城市人口向副省級城市、計劃單列市以及直轄市集中。很多省可能會出現一個省會城市虹吸全省常住人口凈流入的情況。這在陜西、山西、青海等地均表現明顯。
對此,中南民族大學教授李彥軍認為,未來各地城市選人落戶會有差別,比如一線城市會政策趨嚴,一些二線城市將可以吸引到大量人口,但是更邊遠的、缺乏發展機會的城市人口可能流失嚴重,這會影響產業的發展,需要避免空心化問題。北京市人口學學會常務理事尹志剛指出,一些超大城市與三四線城市的區別其實部分在于社保、醫療等公共服務方面。如果三四線城市這些服務搞好了,人口也不一定都要向更大的城市走。
同時也要注意,光靠人才政策吸引人才是不夠的,還是要更多給居民提供發展的機會。
“各地還是要靠自己的產業結構來吸引人才,提供均等化的社會保障,讓人才能通過自己的努力提高收入。”他說。
上海社科院城市與人口發展所楊傳開指出,各地制定政策吸引落戶不能夠太盲目,要做好預案。“天津出臺了落戶政策,后來又提出來附加各種限制條件,就是因為前面的政策沒有考慮充分,沒想到一下子會有這么多人來落戶。”他說。
“同時各地吸引人口要考慮產業結構,像家政行業的從業者也是緊缺的。同時,關鍵是要讓人才留下來。這就需要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務、生活條件等其他層面做好保障。”他說。
在全國經濟增速逐步走低的情況下,一個青年人選擇去往某地,核心的影響因素是有無發展機會,特別是掙錢的機會。2018年末全國就業人員總量首次出現下降,中國老齡人口以每年接近1000萬的速度增加,單純只是搶奪年輕人入戶已經意義不大,人才的爭奪可能會轉向面向所有年齡段的人口,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使城市更加宜商宜業宜居,才是吸引人才前往的根本。
從當前的政策來看,很多城市吸引人才以學歷作為主要的衡量標準,這無疑是有待商榷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盲目地無限制吸引人口常常會造成房價迅猛上升的后果,抬高商業成本。
高房價容易“驅逐”大學生,而要回歸到有競爭力的營商成本,未來又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來消化房價泡沫。
人口集聚短期而言受政策影響,但從長期數據觀察,人口走向仍將取決于市場力量。人往高處走,無論是“搶人”還是人口調控,一二線城市以其經濟實力作為保障,無疑將吸引更多人口流入。
那么,大城市到底如何才能承受人口之重呢?
超大城市如何承受人口之重?
東京都市區人口規模和土地面積均居全球第一,首爾在人口規模上排第二。從人口密度上看,東京、首爾等都市區遠高北京、上海。
從人口密度上分析,北京市和上海市的核心區域人口密度很高,但外圍城區人口密度卻仍有很大發展空間。
北京、上海配套的軌道交通里程和密度等都不及紐約、東京、首爾等城市。在出行方式上,東京最核心的23個特別區近8成人選擇地鐵出行,但北京六環內僅3成人選擇地鐵出行。
借鑒國際經驗,超大城市要承受人口流入之重,或許需要更合理的城市核心區規劃和更密集的軌道交通規劃。21世紀經濟報道肖明、21數據新聞實驗室 黃良東(封面圖自攝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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