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東數字科技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 2019中國經濟的轉機與風險

　　2018年中國經濟內外部風險均超出預期，可以用“內憂外困”一詞來概括。展望2019，情況能否得到轉機？市場對于2019年經濟形勢還是整體偏悲觀的，甚至有觀點認為，當前中國經濟已經明顯低于2%，或者是負增長，對2019年的經濟運行十分恐慌。京東數字科技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1月8日發布宏觀經濟專題研究報告“2019中國經濟的轉機與風險”，報告認為，對待2019，危中亦有機，關鍵在于能否將改革“走深走實”，向改革與制度要紅利。

　　圖注：沈建光預判2019宏觀經濟走向

　　“內憂外困”的2018

　　中美貿易摩擦在過去的一年內持續升級，帶來了較大的不確定性，不少中國企業搶出口，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貿易數據的扭曲與出口表現良好的假象，直至11月出口大幅下降，才逐步顯示貿易戰風險。同時，美國在貿易戰方面的強硬表現也讓投資者感到恐慌，且讓國際機構屢屢調低對這兩年全球經濟與貿易情況的預測。

　　至于國內，居民消費疲軟、基建投資下滑、民營經濟不穩、資本市場信心不振等問題接踵而至。不僅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消費、投資等數據疲軟，一些典型的領先指標，如工業企業利潤、PMI制造業指數、企業中長期貸款、工業產品價格、挖掘機產銷、發電煤耗、發電量等，也顯示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的困境。現在2018已接近尾聲，中國經濟下滑的趨勢沒有得到緩解，反而不斷下探，市場仍舊缺乏信心 。

　　2019年中國經濟能否迎來轉機？

　　對待2019，沈建光在報告中提到了一些積極跡象。

　　一是海外方面，中美貿易談判重啟，2019年貿易戰升溫的風險或有所緩釋。兩國領導人在G20會晤中達成共識：同意暫時休戰，推動貿易談判，避免了兩國直接對抗升級。二是國內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已然加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釋放出2019年積極的改革信號，如果能夠切實落地，則有助于穩定市場預期。

　　當然，沈建光認為，當前預期不穩也并非沒有緣由，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導致恐慌情緒加大，即對經濟數據缺少信任感、對政策方向感模糊、對待政策效果存在質疑，以及對外部環境惡化沒有充分預估和準備等。為此，沈建光認為，應該對癥下藥，才能找到“宏觀政策破局”之法。

　　展望2019，雖然政策面向好，但是考慮到政策效果的滯后性以及一些結構性問題困擾，如中國面臨的貨幣政策有效性遞減的擔憂，預計2019年上半年，中國經濟仍將整體呈現下行態勢，而下半年如果政策得宜，改革推進加速，則下半年可能會出現企穩跡象。

　　積極關注內外環境演變

　　針對2019年風險，沈建光認為，美國經濟回調與金融市場波動加劇，內部中國房地產政策與市場演變以及中國如何避免流動性陷阱幾個因素的如何演化，將成為決定2019年中國經濟的關鍵。

　　首先，沈建光認為，應關注美國經濟減速的負面沖擊。得益于特朗普大力度的減稅政策，美國經濟2018年增長超預期。然而，展望2019年，伴隨著美國稅改紅利的消退，結構性問題的困擾，以及美國政治方面的風險不減，美國經濟可能會出現觸頂回落的態勢。屆時美元有很大可能將會走弱，這對于新興市場國家或許是個利好，人民幣貶值壓力也將得到緩釋，甚至是出現階段性的升值。不過美國金融市場是否會加速回調仍然面臨較大不確定性。由于基本面轉差與加息的穩步推進，10月以來美國金融市場出現明顯下探，美國金融市場巨幅波動，凸顯了投資者的恐慌情緒，而這種恐慌情緒是否會外溢也是值得警惕的。

　　其次，房地產政策仍存在不確定性。沈建光認為，雖然2019年房地產政策的主基調是房住不炒，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提出未來房地產市場會更加注重“因城施策”，在宏觀經濟下行，政府財政壓力加大，以及金融市場風險防范的角度，未來房地產政策可能會從“過緊”回歸至“中性”。

　　最后，中國能否避免“流動性陷阱”仍然值得關注。2018年以來，面對經濟下滑與投資不足，貨幣政策近來已明顯轉為寬松，但卻未能帶動寬信用的出現。貨幣政策有效性已然降低。大家普遍認為中國經濟已經一定程度呈現出了“流動性陷阱”的特征，如何避免也是沈建光接下來需要考慮的問題。

　　2019期待更多實質性改革政策

　　展望2019，沈建光認為，盡管海外貿易風險有所緩釋，政策層面已經釋放出積極信號。但若想達到“六穩”目標，除了宏觀政策調整以外，需要出臺比以往更多的實質性的改革政策，特別是在經濟體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財稅體制改革、以及對外開放等領域，若能大刀闊斧的推進，有助于扭轉短期政策困境，從長期制度上做出更多探索，扭轉預期，穩定經濟。

　　值得欣慰的是，沈建光看到，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表態積極，已經傳遞出上述信號。會議直面當前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對待中美貿易風險也沒有避而不談，而是以進一步改革開放和更大規模的減稅作為回應，有助于穩定市場信心 。沈建光認為，2019年如果對內能夠將上述改革切實做到“走深走實”，做到競爭中性，向制度改革要紅利，對外可以積極爭取中美貿易紛爭的緩釋，守住中美經貿壓艙石，則有助于應對內憂外困局面。